艰难抉择
桂永清弃守兰封的当天，蒋介石就已经从郑州回到了武汉。
兰封一失，明眼人都已大致猜得到豫东战役的走向了。豫东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已经不足以取胜，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黄河。
渠长根告诉记者，在中国的军事历史上和军事思维中，水从来都是一个力量巨大的天然武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关羽的“水淹七军”。而黄河被利用的次数最多，历史上曾经二十多次被人为决堤，用以攻击或阻挡敌人。古老的黄河在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军事斗争思维。
蒋介石刚到武汉，就收到了数量众多的建议：扒开黄河、水淹日军！目前有据可查的各种电报、呈文中，提出过这个建议的多数是国民党军政高级参谋人员。
第一个明确提出决开黄河大堤的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他在5月21日给军令部次长熊斌的电报中说：“黄河旧险地方在考城(今兰考境内)以东中牟……倘即施以决口工作……一时造成泛滥区域，至少可使其(日军)行动困难，全局情势必将改观，而于我有利。”
26日，军令部高级参谋何成璞也提出了几乎一样的建议：“窃查黄河现届桃汛，考城以西尤以兰封曲折部冲力最猛，倘施工决口……不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亦且足以摧毁其战力……”
发出类似的电报、呈文者还有很多：刘仲元、谢承杰、黄新吾、晏勋甫……这些人多数都是各个战区司令部、军的高级参谋，很多名字并不太为今人所熟悉。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在这时却往往没有直接表态。
花园口决堤
不过，在第三人的回忆或自传中，很多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向蒋介石建议过决堤制敌，其中包括冯玉祥、程潜、白崇禧、卫立煌等，但都没有留下直接的历史凭据。
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一种政治策略。谁都清楚，这种御敌之法属于自残自戕。
不决堤，郑州再无他法可守，很快会落入敌手，战时首都武汉危如累卵；
决堤，黄河泛滥，中原大地顿成泽国，浩荡洪水将吞没千百万国人生命财产，殃民之灾无可避免。
蒋介石也深明此点，所以，即便是案头上的电报、呈文纷至沓来，他也一直未置可否。直到5月31日下令豫东中国军队全线撤退，他也没有对决堤制敌的方案做过任何表态。
战场上的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着。日军占领商丘后，很快席卷豫东，兵锋直指开封。近在咫尺的郑州岌岌可危。而长江下游的日军也在蠢蠢欲动，对武汉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6月1日，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汉紧急召开，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此时，蒋介石已经接受了豫东战役失败的结局，他开始考虑武汉会战，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武汉大撤退了。
蒋介石问负责武汉防务的第六战区司令陈诚，如果集中全国可用船只车辆，实现武汉撤退需要多长时间？陈诚回答，至少十二个月。
蒋介石又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北方之敌最快多久可逼近武汉？何应钦答道，由于有平汉铁路之便，如郑州一失，华中基本无险可守，估计不超过一个月。蒋介石再问，那么苏皖之敌呢？何应钦答，日本华中派遣军只能沿长江进攻武汉，此为山地，对我军有利，可御敌三个月。
最后，蒋介石问，如果敌寇两面同时进攻，结果又将如何？何应钦答，无法预料。会场陷入一片寂静。
渠 长根告诉记者，在他查阅的历史档案中，并没有关于这次会议决议的直接记录。甚至最后决堤命令的下达，都是用电话通知，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资料。不过，时任 第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的晏勋甫回忆，正是这次最高军事会议，“策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上之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决堤的任务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 组织实施。”
陈慰儒当时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修防处主任，他的回忆也可以提供佐证，6月1日，程潜在郑州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约谈他，向他传达了“蒋委员长命令决开黄河大堤，放出河水阻挡日寇”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