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朱可夫犯了轻敌的错误,他在一道指令中强调说:“敌人对柏林的防御组织得非常薄弱,但我军攻占城市的行动进展却比较慢。”早在攻打柏林之初,就曾把自己的成功寄希望于敌人的“无力”,另外,根据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经验组建的突击队也不能完全符合柏林的实际情况。柏林被分成9个巩固防区,每个区有1.5万人防御,市内还活动着许多战斗小组,由撤退回来或被击溃的德国兵团士兵组成,最危险的是所谓的“坦克歼击营”,由20-25名德国士兵组成,积极利用地下防御工事,装备8-10套火箭筒、2-3挺轻机枪、1-2支狙击步枪。
4月24日,朱可夫吸取经验教训,签署条令,组建“强大的破坏队”,先是摆出大量各类火炮,纵深400米到1公里长,对前面的楼房、街道、十字路口实施密集轰炸,然后由突击队发起冲锋。第5攻击集团军的突击队由40-45人组成,除步兵连武器装备外,还有6门各种口径的火炮、4辆坦克、5套火焰喷射器,配备几名防化兵和工兵,第3攻击集团军部队在柏林要冲遭到较大损失,其突击大队由2个突击队组成,尖兵班只有8-10人。
在攻打柏林的战役中,无论是德军还是苏军司令部,都没有组织疏散交火地区的平民,也很少抓俘虏。第3攻击集团军作战处长谢苗诺夫上校承认,当时“根本没有战士监押俘虏。”不过,苏军还是给柏林市民和德军官兵提供了生还的机会,提前向计划攻击地区散发传单,派出德国人志愿者,要求对方立即投降。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第7政治部主任梅利尼科夫上校在向上级递交的报告中汇报道:“4月26日,46名平民被空投到柏林西部地区,此前返回的两个小组带来了200名柏林居民和28名民兵。”
根据“礼炮”计划,4月25日,苏军对柏林市中心进行了两次密集轰炸,共有1671架飞机参与,投掷了1000多吨炸药。第16空军集团军司令鲁坚科上将命令飞行员“不要带着炸弹回来,不能发现既定目标时就向纵深飞行,如果有哪位飞行员因某种原因带着炸弹返回机场,立即报告其指挥官的姓名。”
4月30日,在摧毁德军4个加强营和1个宪兵队(900人)的抵抗,突破钢筋水泥栅木、防坦克水沟、铁丝网后,第3攻击集团军第79军第171步兵师和第150步兵师的部队几乎同时冲进了国会大厦,一楼、二楼楼梯、走廊内很快就飘满了红旗。几个小时后,第79军军部接到了关于升起胜利旗帜的报告,准确的升旗时间应在13点45分到14点之间。朱可夫在概括了无数相互矛盾的情报后,于16点30分向斯大林汇报:“第3攻击集团军的部队占领了国会大厦主楼,4月30日14点25分在上面升起了苏联旗帜。”
5月2日,柏林卫戍部队投降,苏军政治总局要求重新升起特制的作为胜利象征的旗帜。事实上,早在4月中旬,第3攻击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就专门制作了9面旗帜,188×82厘米,上面有五星、镰刀、锤子,计划在国会大厦楼顶上升起,其中第5号旗帜于4月22日交给了攻打柏林的第150步兵师,正式作为胜利象征于5月2日在国会大厦楼顶上重新升起的就是这面旗帜。
6月初,第3集团军政治部起草了一份报告,详细汇报对德国法西斯军队最后的决定性打击的情况,报告没有通过保密渠道,而是作为普通信件向莫斯科汇报,其中关于升起胜利旗帜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
“4月30日拂晓,旗帜交给了作为师第一梯队攻打国会大厦的第756步兵团,团里把这面旗帜交给了涅乌斯特罗耶夫大尉指挥的营里西扬诺夫下士指挥的连,强渡施普雷河后,战士们冲进戈培尔所在的内务部大楼,然后经过楼房间的缝隙和地下通道前往国会大厦,夺取了正门楼梯,第1步兵连康塔里亚下士、红军士兵叶戈罗夫、政治副营长别列斯特中尉冲上楼顶,占领了国会大厦的最高点,14点25分在上面升起了胜利旗帜。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加拉泽夫中将立即向莫斯科汇报,明确指出,升起红旗的人是乌克兰人别列斯特、格鲁吉亚人康塔里亚和俄罗斯人叶戈罗夫。”
1946年,康塔里亚和叶戈罗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5月9日,第79军军长佩列维尔特金少将向第3攻击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汇报:“用更鲜红的旗帜替代胜利旗帜,我下令把4月30日升起的旗帜保存起来,由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或其他地方,把这面胜利旗帜亲手交给我们伟大的领袖、敬爱的斯大林同志。”5月20日,胜利旗帜在参加了红场上的胜利大阅兵后,正式交给红军中央炮兵博物馆,如今在俄武装力量博物馆内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