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附记：
1.喻泽时——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里。
2.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负责人，于前星期内被公安局捕获，共有7人，闻现解司令部，他知道我的机关很多，经过此次破坏，各处机关均迁移，因此我也受了国际的严重警告。
3.妇女部——周秀珠住闸北邓托路口同春里72号。
4.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住古拔路横路3号，开会地点在西摩路。
5.国际接头处及领款机关在忆定盘路。
6.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200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200人，人才极感缺乏。(《前伪共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转变》1933年10国民党内部版。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汉京文化1988年版)
向忠发还供出了公共租界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中共中央机要处。驻守该机关的是张纪恩(黄寄慈)、张越霞夫妇。因向忠发的出卖，23日晨1时该机关被搜查破坏。张纪恩听到敲门声，知道事情不妙，忙发出警号——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开门之后，涌入大批身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着。但巡警在楼上查出了一份王明的手稿和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张纪恩夫妇遂被铐在一起，押往江宁路巡捕房。在狱中，张纪恩和张越霞未暴露政治身份，半年后张越霞与陈琮英同时出狱。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获刑5年，转押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后经堂兄、浦江籍知名画家张书努力保释提前出狱。张纪恩夫妇入狱期间，他们唯一的女儿失踪，一直下落不明。
邓颖超也因恒吉里机关被破坏而遭遇危险。邓颖超晚年回忆说：“我(22日)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吃晚饭。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因此下午4点多，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同志家。这时，秘书长余泽鸿正在焦急地找我和恩来，通知这个消息。”(邓颖超《关于向忠发叛变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