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蔡伦是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理由是“根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关纸的解释,在蔡伦之前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纸,都是丝质纤维所造的,实际上不是纸,只是漂丝的副产品,自古至今要造成一张中国式的植物纤维纸,一般都要经过剪切、沤煮、打浆、悬浮、抄造、定型干燥等基本操作。而灞桥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理由是”从外观看,其纸腩松弛,纸面粗糙,厚薄相差悬殊。经过实体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都较长,说明它的切断程度较差,是由纤维自然堆积而成,没有经过剪切、打浆等造纸的基本操作过程,不能算真正的纸。或许只是沤过的纺织品下脚料,如乱麻。线头等 纤维的堆积物,由于长年垫衬在古墓的铜镜之下,受镜身重量的压力而形成的片状。此外,其余几种所谓西汉古纸,也都是十分粗糙,充其量不过是约纸的雏形。蔡伦及其工匠们在前人漂絮和制造雏形纸的基础上总结提高,从原料和工艺上把纸的生产抽调到一个独立行业的阶段,用于书写。诚然,“蔡伦纸”不会是蔡伦一手制作,但没有他的“造意”,单凭尚方工匠也制造不出这种植物纤维纸来。因此,即使在雏形纸出土的今天,把蔡伦评作为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确的,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
另外中,中引《后汉书》有关蔡伦造纸的记载主要取自刘珍的《东观汉记》。刘珍和蔡伦是同时代的人,应为可信。从记载中可知,蔡侯纸既能进贡皇帝,又能代替缣帛用作书写,纸质必定达到一定水平。
有些学者还认为,灞桥纸是不是西汉的产品,也值得进一步考证。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在墓葬人的生活时代未能确切查明以前,很难对古纸的生产年代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判断。何况该墓葬有扰土层,曾受外来干扰,不能排除后代人夹带进来的可能性;同是汉墓的长马王堆,若无其事那样完好,墓主有姓名可查,史料可靠,出土文物如此丰富,但除了千百根简策和丝织古纸帛画,并无一片麻纸。有的研究者还从出土的灞桥纸上辨认出上面留有与正楷体相仿的字迹,酷似新疆出土的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上的字体,据此认为灞桥纸可能是晋代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