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张居正的政治品德实在不怎么样，怎样对自己有利他就怎样干，毫不在乎什么名节。在个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不怎么样。他好色纵欲，因为常服春药，大冬天都满脑袋冒热气，不能戴帽子。父亲死了后，为了权柄不落入他手，和冯保共同策划，促使皇帝下达了“夺情”的旨意，在父丧期间依然紧握手中大权。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丧后，必须丁忧三年。而且他也不清廉，属下的官员贿赂他的财物不计其数。
就这样一个公德和私德一无是处的人，却是奠定大明短暂中兴的大政治家。他推行的“一条鞭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明史》载：“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评价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
当然，因为二十一岁以前的万历皇帝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下，对他有着父亲般的畏惧，所以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终于爆发了，抄没他全家。生前震主的权威，终于在死后引起了祸患。
张居正是个悲剧人物，无论是他生前的作为还是死后的子孙的遭遇。可是在那个时代，张居正不这样做，他能掌握权柄，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吗？海瑞的遭遇便是很好的说明，个人的品德只有符号意义，在权力场中是苍白、不堪一击的。张居正死了，应该没人挡海瑞的路了吧。可是，“帝屡欲召用瑞，执政阴沮之，乃以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素偷惰，瑞以身矫之。有御史偶陈戏乐，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
这样的官员，没人喜欢他，只能弄到南京去做个闲官，谁在他手下当差谁倒霉。海瑞这样的人注定是“瓠瓜”，系而不用。孔孟以来，中国儒家所推崇的伦理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和政治目标的实现总是矛盾的。儒家对士人有着道德的高标准要求，可是如果真的成为道德完人，在政治场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作为。孔子和孟子一生政治上不得意，如果他们真的像张居正那样掌握了极大的权力，还能说“仁者爱人”，“吾养吾浩然之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