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山东爆发大灾荒，大量难民涌进上海。一天，石美玉接到电话，得知有300名孤儿即将到达上海。她在一番祷告之后，到车站接回100名孤儿，决意将他们收养。她克服种种困难，建立了孤儿院，附设小学和中学。这些孤儿长大后，她又将他们送入大学深造，其中不少人循着她的足迹，留学归来报效祖国。
抗战爆发后，原设在南市制造局路639号的伯特利医院被日军强占，乃迁至沪西白赛仲路(复兴西路)另设分院。医院派出医护人员每周到难民收容所和伤病医院义务进行救护工作，孤儿院则迁至贵州独山毕节。抗战胜利后，石美玉在美国积极筹划经费，在废墟上重建伯特利医院。1951年5月，石美玉请求上海市政府接管医院。1952年12月，伯特利医院更名为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石美玉也是一个终身未婚的美丽女子，她把最美的年华奉献给了她挚爱的医学事业和她的病人们。1954年12月30日，石美玉在美国加州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1岁。
《档案春秋》供稿
聚焦走廊 近代中国女留学生的足迹 女子留学早于男子
中国人走出国门留学异邦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1847年广东人容闳、黄宽、黄胜由外国传教士资助赴美留学当属首开其端，而女性留学的历史其实要早于被历史公认的容闳等人。据容闳在其自传《西学东渐记》中记录说，郭实腊夫人主办的女塾因鸦片战争前的局势紧张而停办后，“携盲女三人赴美”。是年1839，比容闳等人留学海外早八年，正是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之际。
不过，真正对中国近代史有所影响的女子留学始自金雅妹。1881年,美国传教士麦嘉谛携其收养的宁波女孩金雅妹去美国纽约学医，后毕业于康乃尔大学，应该是中国女性留学第一人。后又有江西女子康爱德、福州许金訇、湖北石美玉，也先后得到传教士的资助而留美，这四名女性成为近代中国女子留学的标志性人物。
女留学生从个案到逐渐融入出国潮流大致在1900年以后。庚子事变促使政府官员们不得不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经过中日两国人士的努力，自1898年始日本政府一改过去拒绝中国人入境读书的政策，文部省于1899年颁发15号档正式确立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决策，中国人留学东瀛确为当时的最佳选择。据现有数据记载，1901年有3人,1902年又有20名女性先后赴日留学，不过基本局限在跟随家人赴日而进入该国学校读书的范畴。
打破官费留学界限
1903年以后随父兄留学的局面有所改变，而像秋瑾这样挣脱家庭羁绊自费赴日的女性逐渐增多。特别是1905年地方省份送女子留日之举打破了官费留学仅限男子的陈规。1905年，取得官费资格的女性有湖南20名，其中最小的14岁，最大的48岁。其后有江西10名，云南13名，奉天(辽宁)省与日本实践女子学校商定每年派15人到该校修读师范专业。两年后，在东京成立的留日女学生会成员约100人，1909年达到149人，初步形成留日女学生的小型群体。
此间，各省先后取消了对女子官费出国留学的限制，刺激了自费女生出国的热情，1905年先后有19名女生自费入读美国中等学校。1907年两江总督选派3名江苏女生赴美国威尔士利(今译威斯里安大学)女子学院读书，是为官费女生远学西方的开端。宋氏三姐妹也于这一时期进入该校深造。据不完全统计，1902至1911年留美女生约30多人，留法约20人，这个数字虽仍无法同男子相比，但就持续二千余年受压迫遭凌辱的中国女性而言，已非同寻常，可谓女性留学史上的突破性进展。
民初，女子留学的环境有所改善，主要表现在选择留学欧美国家的比例上升。以美国为例，民初期间大约增加到488人，留学俄、德、英等国的女生人数远逊于美国;留法女生在20世纪20年代约20余人，主要得益于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与此相反，因受到中日两国留学政策及其它因素的干扰，留日女生人数比清亡前有所减少。
所学专业逐步扩展
清末民初女子留学是中国留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当时世界近代化运动和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同男子留学有着一定的共同之处，即女子同样有一个由被动到主动求学西洋的历史过程。清末，朝野对女人读书的认识非常肤浅，仅仅视女学为培养贤妻良母的地方。那时，清政府派女子出国的目的只是求得女校师资，这一思想在当时甚为普遍。
早期中国留日女学生所学专业只有速成师范和速成工艺两科。师范科学习课程主要是教育、心理、地理、历史、算术、唱歌、体操等。工艺科在上述课业外，还有刺绣、编物、图画几门，基本围绕幼儿教育和家政业务开设课程。
民国时期，贤妻良母的思维定势有所破除，女子留学生从一开始抱着学技能的目的选择学科专业，逐步扩展到政治、经济、科技领域，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清末的模式。不少人更看重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加入钻研哲学社会科学的行列，回国为救国救民而奔走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