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时，这种特异行为会变得极其下流，晋朝就有不少下流坯。西晋时期，许多贵族子弟经常举办性聚会，他们一起脱光了衣服喝酒，然后就各自和妾侍性交，互相观摩。
不过，那种性交party放到当时的社交大环境里看，却也是其来有自。晋朝人交往时相当亲昵随便，对男女之防也不大看重。炼丹家葛洪性格严肃，对当时的一些习气非常愤慨，发表了若干评论，留下了当时社交风气的记录。根据葛洪的说法，宾客相见也不互道寒温，客人一进来就喊：“老东西在哪儿?”主人马上回答：“你这老狗来了?”不这么打招呼的，大家都说他古板，不和他来往。招呼打完了，下面就是聚会，有人当众洗脚，有人就地撒尿。这些人对男女之嫌也不顾忌，往往直接就往人家内室闯，恣意欣赏人家的妻妾，嘴里还不干不净，对她们的身段和脸蛋大加评论，全无尊重之意。有些姬妾躲起来，这些人居然公然搜索，发现了就拖出来观看。主人虽然难堪，但当时习气如此，如果加以阻挡，倒显得自己小气。性交party只是这种聚会的加强版。这些硬拉女人出来品评的男人固然下作，但也说明当时的性观念确实宽松。
我们自然很难相信当时的社交礼节都是如此，但葛洪的说法肯定也不是向壁空造。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时的风气。王戎有一次去看望女儿女婿(就是借钱久不归还，让王戎大为光火的那一对)，去得过早，人家还在卧室里睡觉呢。他就直接往卧室里闯，把女儿女婿堵在被窝里，其用意我不大能理解。女儿女婿看王戎守在床头，兴致盎然地看着他们俩，也不尴尬。女儿从北面下床，女婿从南面下床，就地接待王戎，脸色平静无异。如此情形，即便在现代人看来，也会觉得颇为怪异，认为这个老丈人太不正经。依此来推断，葛洪的说法想来也还可靠。
有人认为这种性交party是古代的性解放，其实这和真正的性解放运动完全不是一码事。那些妾侍是否愿意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是否愿意被他们奸淫，这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是问题，在不平等地位下的性party，不过是一种赤裸裸的性凌辱而已。
主人对奴隶、姬妾有完全的支配权，那些贵族子弟自可借此权力完全实现自己的性幻想，而不必顾忌对方的感受。石崇家里广有妾侍，他把沉香屑弄成粉末状，厚厚地撒在床上，当成土制的体重计，然后让他宠爱的姬妾在床上走，足迹比较轻的，石崇就赏赐珍珠，足迹比较重的，石崇就下令少给她们吃的，强迫减肥。很明显，石崇喜欢比较骨感的女性，于是就强迫女人迎合自己的趣味。他的性审美趋向和现代人确实颇为吻合，但他的举动则完全是无视对方意愿的霸道行径。
因此，当我们用性解放来比附贵族少年的“对弄婢妾”，拿女士减肥比附石崇的“沉香屑”时，始终要记得一点：在一个传统的等级社会里，这一切都被涂抹上屈辱与暴虐的色彩。
除了壮阳药以外，他们还发明了各种“奇技”，试图提高性质量。房中术在魏晋时期大行其道，比如曹操就很虚心地学习这门学问，他的儿子曹丕更声称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热衷此道，勤学苦练，甚至连太监都不肯落后，身残志坚，也坚持学习。
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房中术的理论实在是太奇怪了。几乎所有的房中术都认为性技巧的根本在于“还精补脑”，就是说忍精不射，可以补脑子。根据葛洪的说法，当时房中术的流派有十几家，“或以补救损伤，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但是他们的主旨都是还精补脑。
葛洪用动人的言辞描述了还精补脑的好处，“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能让人延年益寿。但是，不管葛洪说得如何动听，大家如果真都去“还精补脑”，得前列腺炎的时间一定会提前至少十年。
葛洪之后的另一个道教大师陶弘景也强调了忍精的重要性，他高屋建瓴地指出：“精少就会得病，精尽就会人亡。因此，不可不忍，不可不慎。”一定要“闭精锁关”，至于具体做法，他提出了“御女术”以供大家学习。他认为，男人如果忍精不泄，就可以从女人那里吸取阴气来滋补身体。如果一次只和一个女人性交，吸取的阴气就微不足道，尚不足以弥补性交中丧失的阳气，收支远不能平衡，所以性交过程中应该不断换人。如果一次和十二个女人性交而不泄精，利润就很可观了，长期坚持可以青春常驻。如果一次和九十三个女人性交而不泄精，那就可寿至万年。
为了更好地赚取性利润，陶弘景建议男人应该“弱入强出”。何为弱入强出?就是“纳玉茎于琴弦麦齿之间，及洪大便出之，弱纳之，是谓弱入强出”。这种性交方式也被称为“死入生出”，死耷耷地进去，生龙活虎地出来。房中术认为这样做可以吸取阴气，又不损失元阳，有很大好处。一般人总是“强入弱出”，在陶弘景看来，这简直是找死。
按照房中术的说法，性交过程中如果没有“施精”，男人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损失。八十岁的男人，如果能在性交中不“施精”，那么他大可以高高兴兴地从事性活动。由上述理论看来，那些性交大师完全不知道人体有前列腺的存在。长期充血而不释放会导致前列腺炎，这一点他们毫无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