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左宗棠的京城岁月：曾三次赴京赶考全都落榜(2)

30年后再次进京许下五年平乱诺言

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捻军被平，朝廷下旨让此前在河北一带指挥部队与捻军作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进京觐见。这距离他道光十九年（1839年）离京已经过去了近30年。进京之前，他还多次给在京城的好友夏芝岑去信，请教相关礼节，要夏芝岑将各种应注意事项“不嫌烦琐”地“逐一开示”给他。

左宗棠此番进京，从连镇大营（今河北衡水景县连镇乡）出发，走水路抵天津再由旱路于八月初十（公历9月25日）抵京，至八月十九（公历10月4日）陛辞出京，在京城呆了10天。

左宗棠此番进京，住在哪里？他的相关书信、奏稿等文献都没有记载。按照一般惯例，外省督抚进京述职、觐见多住在贤良寺，左宗棠应该也是住于此地。贤良寺位于北京东城区现金鱼胡同、校尉胡同、煤渣胡同一带，原为雍正时怡亲王允祥的府邸，后遵允祥遗愿改为寺庙。今天，寺院建筑已基本不存，但关于贤良寺的说明中，还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炙手可热的地方督抚进京都寄住于此”的内容。

在京期间，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召见左宗棠时，曾询问他几年之内能平定陕甘回乱。左宗棠答以五年之期。类似的故事在明朝崇祯元年（1628年）时曾经出现过，新任蓟辽总督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召见时，也被问到几年能平定满清、收复辽东。袁崇焕当时的回答也是五年。只不过在第二年，袁崇焕即被崇祯下狱，后被凌迟处死。左宗棠答以五年之期，慈禧虽嫌时间太长，但还是支持左宗棠。后来的事实证明，左宗棠所言非虚，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甘回乱全部平定，距他赴京觐见刚好五年。

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为促俄罗斯归还伊犁，左宗棠以69岁的高龄率亲兵出玉门关前往哈密驻扎，以备与俄罗斯作战。而俄罗斯也增兵东北边境，并扬言派兵船二十三艘由黑海、阿非利加驶至中国洋面，封锁辽海。中俄关系趋于紧张。七月，左宗棠接到朝廷谕旨，令其来京“以备朝廷顾问”。

左宗棠从哈密起程北上之时，为防备与俄罗斯作战，经朝廷同意，左宗棠先后调派3000多人至张家口驻扎。后来左宗棠接到朝廷谕旨回到京城后，中俄签订合约，俄罗斯同意归还伊犁，清廷赔款900万卢布。两国因此免于战事。

此番进京入值军机，左宗棠做好了在京城安老的打算。他给京城好友徐小云寄去两千两银，请徐帮忙购屋。在地段方面没作要求，他表示和大多数京官住在一块即可，只是希望屋旁有空地可以种菜，“能如京官住宅款段，即可相安，惟宅旁须有隙地可以畦蔬，庶有生趣”。

不过，徐小云后来并没有给左宗棠买房，而是先在上斜街租了一地儿供左宗棠暂住。或许，徐小云觉得，买房这样的大事，还是左宗棠进京后自己定夺更好。上斜街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东起宣武门外大街，西至下斜街，有年羹尧故居、龚自珍故居等。但当时左宗棠觉得此地治安不好，并不满意，而是希望将住所安排在内城。

兴修永定河畿辅水利

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二十六日，左宗棠抵京，三天后奉旨入值军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后来，左宗棠又被改授两江总督，于当年年底离京。左宗棠在京城住了大约九个月。期间，他亲历慈安太后丧礼、提议为八旗练兵、亲自指挥兴修永定河等畿辅水利、力主提高鸦片关税等事件。其中，以兴修永定河等畿辅水利与北京关系最为密切。

当时因为与俄罗斯免于战事，驻扎在张家口的3000多士兵如何安排，成为一大问题。左宗棠提出了解决方案：一是从中挑选数百人，帮助训练守卫京师的健锐、火器两营，以提高两营的战斗力；二是让其余士兵到直隶、顺天河流上游兴修水利。由于八旗贵胄的抵制，练兵之举，只好从缓。于是，3000多士兵全部参与水利兴修——在中国第一长桥涿州永济桥一段挖河筑堤，在永定河上游筑坝拦水。

永济桥浚河筑堤工程四月底动工，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五月十二日（公历6月8日），左宗棠请旨出京视察河工，直至六月初八（公历7月3日）才取道石景山回京。出京整整25天。永济桥浚河筑堤工程闰七月完工后，“河流顺轨，舟楫往来，农商称便”。经李鸿章派人验收后，评价为“工程坚固，堪耐久远”。《涿州志》也说，“宗棠由西夏凯旋，尝驻兵县北永济桥东，后令兵士挖河，与民秋毫无犯。”八月，左宗棠又派亲军1400余人，协助李鸿章率领的淮军疏通永定河下游。原定三个月才完成的工程，只用了一个月，共挖土方将近60万。至此，左宗棠兴修水利第一阶段工程初战告捷。

下游清淤的同时，左宗棠派兵从卢沟一带“步源北上”，就近伐石，建坝拦截，凿渠导流，以减缓永定河上游湍急水流。此项工程，“工繁费巨”，为了筹措经费，左宗棠从所部军费中设法拨来六万余两。截至当年十月，在永定河上游建成水坝五座，由于天气转冷，只好暂停待第二年春天再开工。

左宗棠兴修水利，得到沿河百姓的欢迎。九月初六日（公历10月28日），左宗棠改授两江总督，永定河上游沿河百姓担心左宗棠亲军南下，便委派当地乡绅士子到左宗棠寓所，请求留下部队将工程修毕。此前修好的渠坝已让沿河两岸增加了良田20万余亩，一改这些村庄“丁口日繁，谋生无术”的面貌。左宗棠见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当地士绅才满意而归。

左宗棠兴修水利，大大造福畿辅百姓。十一月初四（公历12月24日），清廷根据恭亲王、醇亲王的奏折发布上谕，对左宗棠督部兴修水利提出表扬。当时的报纸亦称颂左宗棠以侯相之尊“犹复沐雨栉风，宣劳畿辅”，赞扬其虽身居高位仍心系民生。

在北池子大街购房

光绪七年（1881年）在京期间，左宗棠由于“感触暑气”导致感冒并引发肺痰等症状，严重的时候不仅跪拜即难起立，就是说话也不利索了。七月初三日起，他多次请假，甚至两次请求开缺（辞职）。

七月、闰七月，左宗棠断断续续休息了将近两个月，左宗棠的病不但没好，反而因着急而导致“风火上腾”，出现面目红肿、风疹遍体等症状。于是，他在八月十三日再次上折请求撤销各差使。但朝廷依旧没有同意，而是赏假两个月，让其休养。两个月假期未到，九月初六日，清廷便下旨，让左宗棠接替刘岘庄，补授两江总督。

左宗棠此番在京师九个月，住在什么地方呢？由于觉得徐小云租的地方较为偏远，加上治安不好，左宗棠并未入住，进京之初一直住在贤良寺。时为署兵部侍郎的王文韶在日记中记载，“正月二十七日，左恪靖到京，暂寓贤良寺。”（《王文韶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12月第1版，第551页）

根据王文韶的日记，光绪七年二月后，左宗棠搬到位于北池子北头的新家。左宗棠相关著作也证实他在北池子一带居住。离京前夕所作的《红蝠山房记》中，左宗棠对住所有详细介绍，“余近寓东华门外北池子西偏，对禁城，中隔荷池，户牖皆拱宸垣。”（《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376页）“红蝠山房”就是王文韶在京城新建寓所的名字。新房建好后，王文韶请翁同龢题写匾名，请左宗棠撰文以纪念。综合王文韶日记中所记“北池子北头”和左宗棠所说的“北池子西偏”等信息，我们可以推断，左宗棠所购房屋应该就在今天东城区北池子大街西侧，大概位置介于宣仁庙和凝和庙对面。

晚年进京两个月内被参劾三次

经左宗棠一再陈请，光绪十年（1884）正月，清廷终于同意由曾国荃接替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三月，左宗棠交卸差使并请朝廷赏假四个月以安心调理。但由于此时法越构兵中国边境、进犯福建沿海一带，忧心国事的左宗棠很快于四月初二销假。清廷接到奏折后，立即于四月初九下旨让左宗棠“即来京陛见”。

四月二十一日，左宗棠从江宁出发，北上进京，五月二十日抵京，入住旃檀寺（又名弘仁寺，今北海后门往西）。因连日赶路，中途受暑，左宗棠抵京后，并未立即觐见，而是先请假医治调理。二十五日，清廷下旨，令左宗棠依然出任军机大臣，并管理神机营事务。

从五月二十日到七月二十六日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身份离京，左宗棠此番在京居住了两个多月时间。可这短短两个月，左宗棠接连遭遇三次弹劾，可谓非常郁闷。

进京不久，闰五月初七日（1884年6月29日），因中法战事紧急，左宗棠用内阁典籍厅印行文照会前浙江提督黄少春，令其迅速调募成军，开赴广西镇南关外助防。由于事前未奏朝廷批准，当日左宗棠经人参劾后被下旨批评，认为此举擅用内阁印信“殊属非是”。清廷让左宗棠将所取备用印封全部交回内阁，在同意调黄少春部赴广西的同时，解除左宗棠对旧部黄少春军的调度指挥权，并要求左宗棠“嗣后务当随事谨慎，不得稍逾体制。”

不到半个月，左宗棠遭遇第二次参劾。闰五月十八日，左宗棠上《遵旨保荐人才折》，保荐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纪泽等人，盛赞曾纪泽、德馨、梁肇煌、魏光焘四人“皆堪备督抚之选”。两天后，时为御史的赵尔巽上折，说曾纪泽已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属朝廷高官，自有朝廷体察而不应由左宗棠保举，参劾左宗棠的举荐“实于体制不合”应提出批评，并撤销对曾纪泽的表彰。还好，这一次，清廷和慈禧支持了左宗棠而未同意对他的参劾。

左宗棠所保荐的这些大臣中，曾纪泽51岁时即去世，官至户部左侍郎；梁肇煌后来曾代理两江总督；魏光焘官至新疆巡抚、两江总督；德馨曾代理浙江巡抚。应该说，左宗棠都没有看错人。

举荐风波落幕不到两个月。七月初二，礼部尚书延煦上折，参劾左宗棠在六月二十六日光绪皇帝诞辰时，没有随班叩贺，实为“蔑礼不臣”。清廷据此对左宗棠罚俸一年。初六日，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出面为左宗棠辩护，批评延煦所参并未止于左宗棠失礼之处，而是“肆口妄陈，任情颠倒”并认为“此风一开，流弊滋大。”一时间，形势陡转，原告反变成被告，延煦被“革职留任，罚俸一年”。

短短三个月内，三次被参，左宗棠虽未受到重大处分，但应该说心情是不愉快的。

七月十八日，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负责指挥清军抵抗进犯我国福建沿海的法军。二十六日，他离开京城、取道南京前往福州。这也是他与北京城的诀别——第二年，也就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公历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

有关左宗棠此次进京的资料很少。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二十一日的《申报》曾报道左宗棠入京之初将公馆设在弘仁寺（即旃檀寺），后来移至西安门内兴胜街江宁将军善庆斋内；八月初三日的《申报》还说左宗棠后来搬至金鱼胡同贤良祠。不过，《申报》所说的金鱼胡同贤良祠，应该是贤良寺之误，因为贤良祠位于西城区地安门大街（今中国妇女报社内），而不是金鱼胡同一带。

左宗棠入住金鱼胡同贤良寺之说，应该更为可信：在今天东城区西堂子胡同25号-37号院（今乐天银泰商场东面）外墙，就挂着一个铭牌，上面写着“此宅原为清末名臣左宗棠所用”。这里，就是人们常说的左宗棠在京的最后落脚地，但并非左宗棠所买。当时，这些地方都还属于贤良寺，相当于朝廷的招待所。而且，西堂子胡同25号-37号院是由多组院落构成的中型四合院建筑群，左宗棠所居，大约只是其西侧部分。上世纪30年代，国画家、清宗室溥雪斋曾购得此宅居住，如今分别为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对外营业的宾馆“婧园雅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