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评价
孟森云：“四贞既非男子，延龄又系女夫，非孔氏子姓，清廷遂有以构之，而四贞不悟也。”但孔四贞与孙延龄显然对于清廷的阴谋一无所知，不但不能夫妇同心，苦心经营定南藩下，反而自生嫌隙，沉溺于凌驾于对方之上的权势之争，其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有人得以乘机而入，夺取大权，架空孔四贞和孙延龄。
“戴良臣者，原系四贞包衣佐领，颇有才知，希大用，力荐其亲王永年为都统，而己与严朝纲副之，延龄初不许，乃营求于内，四贞强之而后可，虽为之请命于朝，而心甚忌之。良臣因构难其间，谓延龄独信任蛮子，而薄待旧人，由是夫妇益不合。良臣佐格格，每事与延龄相左，所用之人，必逐之而后已，延龄竟为木偶，不复能出一令。四贞初任良臣，以为尊己，故惟言是听，及其得志，并格格而藐之，权且渐归于天下，事无大小，皆擅自题清，广西一军，惟知有都统，不知有将军，并不知有格格。四贞乃大恨，知为良臣所卖，仍与延龄和好，然大权旁落，不可复制。”
和好后的夫妇二人，极力想夺回失去的权势，“十二年二月，永年克减军饷，为兵校所讼，延龄因言永年不法，命孔氏赴京奏闻。而永年亦遣人入京，阻孔氏于河南，不得进，仍返粤，延龄由是益憾永年。”上诉不成，恰逢撤藩变起，“延龄内不自安，而四贞又平西义女，反谋遂决。
一日，请诸都统入府议事，议毕而出，伏兵于门，尽焉。投桂林城反。”二人出此下策，只是想发泄个人私怨，显然未经过深思熟虑，因而其反叛的特殊原因也决定了孙延龄始终在吴三桂与清廷之间摇摆不定，并产生了脚踩两只船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