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监狱大门上方常绘有一个巨大的虎头形象，名为“狴犴”。据说龙生九子，狴犴就是龙的九子之一。因它憎恨犯罪，人们就把它装饰在监狱大门上，以增加威慑力。监狱又称“牢房”，所以人们习称监狱为“虎头牢”，有时还夸张其为“虎头大牢”。又监狱一般都设在县衙南边，故而称它为“南监”。
除了囚禁已决犯人的大牢以外，最为后人熟悉的大概就是“班房”了，又叫“卡房”，或简称为“卡”。反映了较多清末社会状况的拟话本劝善书《跻春台》有这样的记载：“次日官问无头，又笞一千，抬进卡内。”直到现在，人们还把“坐班房”作为进监狱的代称。其实，过去的班房并不是监狱，它本是衙门中三班衙役值班的地方。最初为了防止延误审判，州县衙门常将一些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轻罪犯人以及干连佐证等押在班房候审，并派差役看管，以便随传随到。
一旦关进班房，落在衙役手里，便成了衙役们凌虐、敲诈的对象。衙门差役为了敲诈勒索事主钱物，将那些无辜的证人及有关人员一概收禁，并借机向他们敲诈勒索，不满足这些役吏的要求便不予释放。于是本为短期监禁的措施，就常常成为地方衙门任意敲诈残害百姓的手段。正因为有利可图，于是擅自扩大拘押范围，延长羁留期限。在刑事诉讼中，不仅案犯，还有乡邻地谊干连证佐，甚至事主亲属都要处处随审。对于这些干连证佐，按清律规定是应该取保回家候审的，但这些人一到县衙，即被投入“班房”，“班房”逐渐发展成为私禁羁押未决人犯和干连证佐的处所。普通百姓，除了真正的刑事案犯，被判刑投入大牢，接触到的都是这种“班房”，以致后来人们就直接用“班房”泛指监狱。
清代班房设置很普遍。《清宣宗实录》中记载：道光年间，福建晋江县衙班房内“无论原被告，每押至八九百人，竟二三年不得见本官之面”。
清代班房和监狱一样黑暗，甚至比监狱还更胜一筹。人们常说坐班房比坐牢更惨，因为人犯一经判刑，正式入了监狱，县衙就按法定饮食标准拨给口粮，虽经各道关卡盘剥，好坏总还有吃的。但是，押在班房的，口粮由本官捐廉银购之，卡粮多不能保证，家中送来的饭也被狱吏、禁卒、三班老总所扣留、调换、吃掉。被押人饿得面黄肌瘦，以至有轻生寻死者。嘉庆十二年(1807)《上谕》中说：“州县官滥行收押，胥役勒索凌虐，或致人证负屈轻生，无于拖毙。”班房里面，不管是证人还是“犯人”，都闹哄哄挤在一块，睡觉拉屎都在一起。总之，一旦进了班房，那就真如进了地狱一般，受尽虐待、折磨，暗无天日。当然，这些都是针对无钱的平民，而有钱人即使在班房也可享受特殊待遇，花五十吊钱，可以进有床铺的大间；再花三十吊去掉铁链；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三十吊。要吃鸦片也可以，开一回灯五吊钱，其余吃饭吃菜也都有价钱。反正只要有钱，要什么有什么。道光年间，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讲到四川州县卡房情形：“卡房最为惨酷，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及十余人不等；甚至户婚、田土、钱债细故，被证人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傅崇矩《成都通览》也描述了清末监卡的情况：“大监人犯，日皆温饱，卡中人犯，无不冻馁，故俗称为‘饱监饿卡’也。闻之犯事者云：‘愿入大监，不愿坐卡。"“若贫苦人入卡，则多瘦毙，名曰‘干鸡子"。“卡外有买办，犯人每欲买饮食，须出脚力钱二文至十文不等。监内之贫犯，如能识字，便可以在监内跑号，一月可得力钱一二千文，卡内则不能挣此钱也”。“成都卡远监近，远者私刑任其拷掠，近者恐被本官查知，故成都有卡紧监松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