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
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近人情”，不符合曾国藩“和光同尘”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为商量军务，二为给曾国藩贺寿。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个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包礼物，其中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曾国藩览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小帽。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包东西回去了。
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同治四年（1865），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两年前他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声。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既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当然，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有人出差路过，他除了请人吃饭，还要给他一百两银子的程仪。
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仍然认为不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