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不用做广告，宋朝的官员生活如此安逸，天下的男人自然不能放过，于是耕田的啃书本，磨豆腐的啃书本，开茶馆的也啃书本。一时间，四书，五书，盗版书，书书畅销；文人，粗人，老年人，人人科举。男人们都把金榜题名作为自己的终极奋斗目标，那时的口号是“先立业，后成家”，只要考中了进士，面包便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但是，宋朝的乌纱帽就算再多，也经不起全天下的男人去抢，成功的永远是极少数。由于男人们都在忙考试，看见书比看见杨贵妃还美，这就造成了许多男子“壮年未娶”，一个个都成了剩男。
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有个杭州举子中第时已经年过70岁，友人风趣地祝贺道：“应是穷通子有时，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始觉为儒贵，不著荷衣便著诽。”宋高宗乃“出内人施氏嫁之，年三十”，以致好事者大开玩笑：新人若问郎年几？答：五十年前二十三。宋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死对头司马光在讲到婚龄时，曾说：“男不过三十，女不过二十耳，过此则为失时矣。”按照这种标准，宋朝的男人很多都是“失时矣”。
待嫁女不在乎“多等”
说完了男人，我们再来看看女人。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女人什么都不怕，就怕嫁错郎，做官的那么吃香，当然挤破了头也要做官太太。这就造成了宋朝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榜下捉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发榜的日子，全国各地的官僚地主们一家人手拉手，大清早就纷纷出动“择婿车”，到金明池上路争相选择新科进士做女婿。说是选择，实际上就是抢，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之九”(估计潘仁美就是这么被逼婚的)。在宋代史籍中，这类记载屡见不鲜，如真宗时，范令孙“登甲科，人以公辅器之”。
宰相王旦立即“妻以息女”；仁宗时，翰林学士胥偃初会到欧阳修，便“一见奇之”，认为“子当有名与天下”，待欧阳修“登弟，及以女妻之”；神宗时，蔡卞“登科宰相王安石马上妻以女”。和乌纱帽市场一样，进士女婿市场也是供小于求，货源奇缺，所以能抢到好女婿的也是极少数，抢到的自然欢天喜地，抢不到的怎么办呢？等，为了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不在乎多等两年。就这样，去年等，今年等，终于等出了一批剩女。
除了眼光高的原因外，当时婚嫁费高涨也是剩女高产的原因之一。宋朝因为商品经济的发达，整个社会呈现一派崇尚奢华的不良风气，“风俗奢靡，日甚一日”。娶妻嫁女是人生中的大事，加上宋朝女子离婚要被判罚入狱，所以从一而终的婚姻比唐朝要多很多，这就迫使婚嫁费一路高涨。其中，仅酒宴费一项就价格不菲。此外，榜下捉婿的盛行造成了一个强势的卖方市场，进士们纷纷“娶妻论财”。
如淳熙年间，太学生黄左之登第后，做了汝阳王的女婿，一次就“得奁具五百万”，顿时“花穷薄为富豪”。当时就连宋神宗的弟弟杨王赵颢“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不得不向神宗预借俸料钱。作为不是皇亲国戚的其他人，为了招到一个好女婿，很多都是举债办婚，真是富了一个女婿，穷了一帮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