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魏征死，太宗思念不已，叹息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纳谏如流，贞观业绩，为后世传为佳话。看到史书的记载，令人啧啧赞叹!但也引起我的一些疑想，这该不是史家们笔下有泡沫吧，该不会是有些夸大的包装吧?该不会是撰写《贞观政要》的吴兢“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吧!但不管如何，纵观诸多史料，赞太宗纳谏如流者甚多。
唐太宗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实为一代明君。从策动其父晋阳起兵反隋，到贞观前期的20年间(即20岁到39岁)这段时间是唐太宗的光辉年代。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王朝统治地位的稳固，封建专制“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制度和奢侈的帝王生活，以及大臣们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使唐太宗往骄奢的方向变化。这样，贞观前朝较开明的局面开始有所下降，阴暗面开始扩大。唐太宗本人也逐渐骄奢起来，听不进直谏良言。正如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魏在一次上疏中指出太宗在贞观初年是“闻善惊叹”，到贞观八、九年还能“悦以从谏”，但已不像从前。从那以后就变得“渐恶直言”了，虽有时也能勉强纳谏，但不像以前那样豁达、痛快了。这样一来，心术不正的佞臣、逢迎讨好皇上的弄臣就可以“肆其巧辩”，“妨政损德”，贞观盛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唐太宗在贞观后期纳谏精神减退，听不进反面意见，盲目自信膨胀起来。不听大臣劝阻，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对高丽用兵，胜小失大。“游猎太频”，大臣纷纷谏阻，太宗反唇相讥，说什么“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朕游猎仅在后宛，不烦百姓，有什么不可!”其实游猎早超过“后宛”范围。更糟糕的是上行下效，太子承乾就因好“游”而废学。另一位儿子吴王恪在安州“数出猎，颇损居人”。太宗又不惜国库，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竟下诏说：“从今以后，太子所用库物，有关部门不要加以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张玄素上疏反对，差点被太子家奴打死。太宗也忘记了贞观元年十二月他向群臣宣布的“鉴秦而止……宜体朕此意”的话，更把当年接受张玄素批评，停修乾元殿的事置于脑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就大动民力修仁寿宫，后改名九成宫，不久又修复洛阳宫。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又营造大明宫，意欲给太上皇李渊玩乐居住，但在第二年李渊还没住进去就一命呜呼了。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又在洛阳建飞山宫，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建玉华宫，并说要“务令节约”，结果仍是“费资巨以亿计”。这些劳民伤财之举和贞观前期他赞同采纳魏征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相去甚远。
贞观后期太宗“轻用人力”，“东征高丽，西讨龟兹”，不吸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高丽损失惨重的教训，甚至连自己说过的话，征高丽“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也忘记了，不久又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再次发兵征高丽，并下诏大造海船。九月，雅、邛、眉三州少数民族因不堪造船之苦起来造反，有些州弄得民“卖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的悲惨境地。
看来，唐太宗在40岁后，无论在思想、作风和健康等方面都走上了逐渐衰退的道路。这位杰出的明君在他的英武、豪迈煌煌伟业之中又带了些悲剧性色彩。
太宗45岁时已经早衰了。他不隐讳地对大臣们说：“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其后，他同样遇到皇位继承问题，太子谋反，魏王被黜，辅国大臣相继去世，使他一次次受到了很大刺激，这更加速了他的“衰怠”。再后来是多种疾病缠身，健康每况愈下。太宗曾嘲笑秦皇汉武相信方士长寿之术，但他自己仍然没有摆脱方士的长寿邪说，食方士金石之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又派人从中天竺访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食了这个异国骗子的“延年之药”，使疾病急剧恶化。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三月，唐太宗带着沉重的病体，宣布了他的最后一道赦令，五月腹泻不止，名医为之束手，弥留之际，向太子李治、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交待了后事，尔后永远地离开了他统治23年唐王朝皇帝宝座。
我们在谈到唐太宗和颜纳谏创贞观盛世的历史时，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什么民主。因为纳谏本身仅是封建专制皇权的自我约束，并非权力制约机制。谏可纳，也可以不纳;秦可鉴，也可以不鉴。纳不纳谏，鉴不鉴秦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唐太宗“先纳后犯”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