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饥饿压倒一切之时，人伦廉耻已被只为肚子而活的饥民抛之脑后。他们饥饿的眼睛盯上了自己的同类，开始自相残杀！ 四川各地骇人听闻的吃人消息充斥报纸版面：“巴中曹明国饿极烹死尸”、“剑阁饥民炊食匪人臂”……
有个叫石懋修的人和父亲结伴走路，往返不过20多华里，却接连看到12个死人。他清楚记得，自己来时有的人还在蹒跚前行，他回来时就成了“路倒”。最令他恐惧的是，这些刚刚咽气人的大腿、臀部被割得血淋淋的。
吃死人肉已惨不忍睹，后来发展到时兴吃“活人肉”了！据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所载《成都通讯》的一则惊悚消息：……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
“人相食”不再是传说，而是真实恐怖地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边，最后，竟突破了古代“易子而食”的底线，骨肉相残。
当靖化县县长于竹君亲眼见到这惊恐的一幕幕时，读了半辈子“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的于竹君忽然觉得眼前恍惚。入夜，风嚎似鬼，惨月当头，他精神失常了。
人吃人的饥荒惨状
于竹君精神错乱后，觉得鲁迅写《狂人日记》痛斥吃人现象未免小题大做。这位学法律出身的县太爷还引经据典地挥洒一文，为吃人者辩护，声称“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 ”所以，食人者不犯杀人罪，应正名为“正当防卫”。
直面成千上万的受灾百姓，惨对“人吃人惨状”的恐怖血腥，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哪些应急的赈济措施呢？据当时在四川省政府任职的甘典夔回忆：为赈灾，省政府好不容易筹借了141万元赈济款，但这点钱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余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人均不到四分钱！在粒米寸金的大饥荒年月，这四分赈济款，跟没给一样。实际上，就连这可怜的四分钱也不会发到饿得眼睛发蓝的灾民手中。
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向发赈人员下跪，痛哭失声。他哭求赈灾官员看在千百万忍饥挨饿的父老乡亲的面上，发发慈悲，务必将赈款发到灾民手中。但在那个“赈灾如致富”的黑暗年代，他纵然一片赤诚，又能打动几人良心？
对这种烂到根的官场腐败，当时的有识之士看得清清楚楚，赈灾款发到灾民手中，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些办赈人员丧尽天良从救命钱中揩油，蓬溪县一个小小的公安局长陶子国就贪占赈款一万多元！因此，一些开明士绅宁肯自己出资，以个人之力援助周边灾民，也不愿与官府合作。
四川籍大慈善家尹昌龄曾被省政府三番五次邀请主持川省赈务，却被尹昌龄屡屡严词回拒！尹昌龄认为，川省之灾人吃人惨状实为“人灾”，而非“天灾”，“终是人灾一日不去，赈务一日难言”，故辞而不受。
尹昌龄后在成都经营著名的“慈惠堂”，有屋千间，却没有一间是自己私产。平时吃饭，与孤寡残疾一样饮食。尹昌龄去世时，上万人为他送葬。尹昌龄毕其一生精力为百姓谋福利，赈济老弱孤贫，但他却始终不与官府合作，即便被硬聘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他也不回信，不理睬，每逢通知开会即借故请假，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烈日炎炎，千里精赤，上无赈济下无活路，灾民们只能铤而走险，暴动抢粮为生存而战。
他们的第一目标是地主豪绅等“大户”，其次是城镇的米店粮行及米商的车辆。那时从嘉陵江上游而来的运萝卜的船只根本不敢靠岸，然而灾民不管河水深浅，男女老幼为抢吃萝卜一起向船蜂拥而去，溺死无数。
因饥荒蔓延，盗匪横行。四川长寿县不少打家劫舍的饥民被官府逮捕后，“自供不讳，且自愿入狱”，因为这样就可以“坐食囚粮”，而免去饥馁之苦了。
一饥民为匪被捕，官问他为匪之由，答谓：“不必多说，请于我死后，剖腹一见，一切自可明白。”殆如言视之，见其肠胃中尽属不能消化之杂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