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传到了距北高村一公里的辛寨村，他们派人将一封过时的加急电报送给了北高村委会，据送电报的人说，黄延秋失踪后的第二天一早辛寨村接到这份加急电 报，但本村查无此人，因此一直在辛寨村滞留了十多天，怀疑是寻找北高村的失踪者，故将电报送来。电文如下：“辛寨黄延秋在上海蒙自路遣送站收留，望认 领。”电报拍发时间是1977年7月28日。
看着这份急电，人们心里迷惑不解，上海遣送站发报的时间，竟是-在他失踪后仅10多小时，且为何将电报误发到附近的辛寨?这里离上海市1140公里，乘直 快列车也要22小时到达，而且还必须到45公里外的邯郸市才能搭火车。晚上不通汽车，他走时也未骑自行车。仅步行到邯郸也需****个小时，县、市省城均 无飞 机场，坐飞机绝不可能。难道是他自己一夜间飞到了上海?再说，他去上海干什么呢?不管怎样，应把黄延秋领回来再说，谜团待来日解决。大家做出了决定，副支 书黄宗善身为村干部又是黄延秋的亲戚，对此事更是关注。他出于慎重，复电到上海遣送站，说黄延秋左臂有块痣，望查明。
三天后来电确认是他。村委会帮助筹借了200元(其中在信用社贷款100元)，委派黄延秋的堂哥黄延明和邻近曲周县赵庄村钱永兴及钱的邻居吕秀香一块赴沪 领人。黄延明当时30多岁，复员军人，当兵时因公去过上海，是全村唯一见过大世面的人;钱永兴的邻居吕秀香，其哥哥吕庆堂在上海浦东某高炮部队工作，这样 以防万一找不到遣送站，可让部队同志协助查寻。
三人步行两个多小时来到了肥乡县城，又坐了两小时汽车来到了邯郸市，然后又乘坐了22小时火车来到了上海市。他们首先到了部队，以家属探亲为由，找到了部 队干部吕庆堂(高炮师后勤部部长)，说明了来意，望协助解决。吕庆堂和部队其他官兵听说了这件事，也感到很新奇。第二天早，立即和遣送站取得了联系。并派 后勤部副部长卢俊喜带黄延明、钱永兴一块乘部队小车来到了遣送站，黄延秋果然在那里!经遣送站证实：黄延秋于7月28日(农历六月十三)一早被遣送站收 留，是两个“交通警”将他送在那里，说他是河北省肥乡县辛寨村人，所以电报就误发到了辛寨。二人经出示介绍信，将黄延秋领出，一起回到部队。翌日，由卢俊 喜、干事王惠恩送钱永兴等人陪同黄延秋乘火车回到了肥乡。在郑州换车又等了7个小时，然后才辗转回到家。回到家乡后，乡亲们询问他出走的原因和经过，黄延 秋惶惑地说出神秘的奇遇：
7月27日晚上，天气闷热，晚间10点左右，我在这间刚盖好还未安门的新房里睡下，不多时又被喧闹的声音惊醒。睁开双眼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夜中只见高楼 林立，霓虹灯闪烁，自己躺在一个繁华大城市街头!身边还有一个小包裹，包着我的衣物。平时这些衣物随丢乱放不在一处，在母亲的房中，那时母亲已睡下，关了 门。可醒后，不知道是怎样都集中在包裹里，同我一起飞到了异乡。巡视四周，许多招牌上都写着“南京市某某商店”、“南京市某某旅馆”等，定了定神，我感到 不是幻觉，不是做梦。仔细问路过的人，是南京市中心。南京距家乡两千多里怎么来到这里?我怎么回家，怎么办?在惊恐之中，我留下了眼泪。在我惊愕之时，走 来两个交通警察模样的人，对我略加盘问后，给了我一张火车票，说南京至上海的火车就要开车了，让我立刻坐车到上海，说那里有遣送站，能和家乡取得联系。他 们要我先走，声称随后他们也去，一切由他们安排，叫我到上海下车后到车站派出所找他们。午夜时分，我乘上了开往上海的普快列车，毕竟是第一次远离家乡，随 着列车启动，心里来越不安，将头探出车窗外，还能远远望见站台上为我送行的两个交通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