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01年，当时在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任教的赫尔贝克偶然听说了这些珍贵的史料，此后10年间，他多次奔赴莫斯科，希望让苏联军人的真实心声重见天日。
政治鼓动比督战官更管用
赫尔贝克努力的成果，便是《斯大林格勒协议》一书。其中包含了参战苏联军人的照片，他们的受访记录及相关背景。这些第一手资料，当然不会改变史学界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评价，但确实修正了某些流传甚广的观点，首当其冲的便是前线“督战官”的传说。
毫无疑问，在战役进行到生死关头，双方都杀红了眼时，的确有苏联军人被同僚处决。时任苏军城防部队最高统帅瓦西里·崔可夫中将，便向“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承认，他亲自解决了几个“懦夫”——“9月14日，我开枪打死了一支部队里的指挥官和人民委员，之后又毙了另外两个旅的指挥官和人民委员。其他人见状，全都吓傻了……”
不过，按照赫尔贝克的说法，“阵前处决”的范围被高估了，这与纳粹德国进行的反苏宣传有关。仅就目前的资料而言，确定因“怯战”而被处决的苏联军人约为300名。
《斯大林格勒协议》揭示的情况是，苏军士兵甘于牺牲，“比德国人更可怕”的督战措施仅仅是次要原因，无处不在的政治工作对确保部队士气发挥了关键作用。配置到每个连队的政治委员，夜以继日地向士兵们喊话，要求共产党员身先士卒。
于是，尽管伤亡惨重，1942年8至10月间，苏军前线部队中正式党员的数量，还是由2.85万人猛增至5.35万人。政委们还利用战斗间隙，到处分发描绘“当日英雄”事迹的传单，上面有受表彰者的大幅照片。有时，他们还会把获奖者的肖像寄给他们身处后方的亲朋好友。
“必须承认，就整体而言，当时的苏联红军是一支高度政治化的队伍。”赫尔贝克写道。
除了在战斗时士兵鼓劲，苏军政工人员的另一项常用技巧是一对一谈话。“到了晚上，战士们更愿意敞开心扉，政委就可以抓住机会走进他们的灵魂深处。”苏军第64集团军步兵第38师政治委员伊泽尔·雅岑伯格回忆说。他总是带着“鼓动皮箱”在战壕间穿梭，箱子里除了宣传用的小册子和书籍，还有跳棋、多米诺骨牌等娱乐用品，目的是“让战士们不再受到恐惧驱动，而是要让他们懂得，要凭借自己的政治觉悟战胜痛苦。”
投入巨大的政治鼓动，成功地让苏军士兵相信，比起德国人，自己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更加坚定;而只有相信自己是在为更崇高的目的奉献的人，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当被俘的德军士兵纷纷声称对政治不感兴趣时，苏联人反而认为那是软弱的表现。
“仇恨让我变成了野蛮人”
政治宣传的作用固然不可忽略，但赫尔贝克在研究中发现，越是普通的苏联士兵，对“爱国主义”、“崇高理想”等主题相关的言辞提得越少。驱动着他们在战场上生存下去、拼死抗击一度占优势的德军第六军团的，更多的是一种最原始的情感——仇恨。
德军在苏联土地上烧杀掳掠，点燃了几乎所有受访者的怒火。“看到年轻女人、孩子被吊死在公园的树上，这一幕给我们的冲击太大了。”上校皮奥特·扎耶切夫斯基说。他对一个德军弃守的据点印象深刻——一具战友的尸体横陈在面前，右手的皮肤和指甲被拔光或撕掉，双眼被戳瞎，左太阳穴上有个烙铁造成的伤口，右脸则被易燃液体烧得变了形……
即便是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很多苏联人视德国为文化之国，对后者独特新颖的工程技术也相当钦佩。正因如此，接受“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调查的苏军士兵表示，在战场上与德国人遭遇时，对方表现出的残暴让他们深受震动。
一名审问过战俘的军官在记录中强调，德军士兵不断攻击平民，并且“盗窃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时，他们竟会毫无愧疚地跟我们谈起这些事情。”
侵略者的倒行逆施，为苏军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结果，“每个苏联士兵都极度渴望尽可能多地杀掉德国兵”。狙击手阿纳托利·契科夫向“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描述了他开枪杀死第一个敌人后的心理变化，“最初的感觉糟透了，我竟然杀了一个人……但紧接着，我便想到了受难的同胞，开始无情地向德军开火。我变成了一个野蛮人，我杀他们!我恨他们!”接受访问时，契科夫已射杀了大约40名德国士兵，多数是一枪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