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酒井三款”，亦即“高桥觉书”中的“附笔事项”三条，能否算在“酒井所提各事项”中，是水远无法澄清的。主要的问题出在“口头交涉”上，双方交涉均以口头方式，结论只能靠共识与默契，由于没有双方认可的文字纪录（高桥觉书文字清楚。何应钦拒不签字，便函所指又语焉不详），因此中国所“承诺”者如何界定。中日双方就各说各话。
中国可以强调“便函”所应允的是酒井所提四事，而且系中国“自主的”加以实行，既是“自主”的将党部、军队撤出华北，而非在承诺日方要求下所为，将来自可重新进入，更不用谈“酒井三款”或高桥觉书中“附笔事项”所要求的干涉中国在华北的用人内政。日方则可以提出辩驳：该“协定”虽仅系口头性质，但条约与协定之缔结，原不必尽以书面行之，何况“协定”之部分内容，早经中国加以实行，故可视为“默认”协定成立之事实；何况日方提出要求，系以河北事件违反塘沽协定为由，中国既应允日方要求。则中日之间的“口头”协定可视为塘沽协定之续订条款，既为续汀条款。则具有条约约束力。仍可对中国提出要求。总之，由于“协定”缺乏完备的法律形式，而实质内容双方又各基于立场，无法取得一致看法，争议自然没有尽头。
何梅协定签订
1936年2月。公法学家谭绍华针对“何梅协定”能否成立及其法律效力、对中国影响如何，曾作过专文分析并呈外交当局参考。他认为根据国际惯例，何应钦信函在法律上“似已构成承诺”，且中国亦难以称该函未经批准。不生效力；信函中所谓“酒井所提各事项”，若日本方面照6月9日酒井所提书面文件之内容加以解释，则对中国十分不利；中国方面若欲减低协定的影响。只能在所“承诺”之事项上作严格解释，且“自主的期其遂行”是指撤退军队及更换地方官员等事项系“自动之措置”，并非“被动的”履行承诺之举。换言之，中国将来有何举措，不受日方束缚。
从当时公法学家的分析看，就实质而言，何梅协定有一时的协定，并且已经由中国予以履行。此一“何梅协定”之有效性，在6月10日前后中国应允酒井最后四项要求，且立即加以实施后，已告结束。但协定精神（即国民党组织及中央军退出河北），将来是否仍对中国具有持续的约束力，则中日双方理解不同。中国方面自然持否定态度，蒋、何在抗战前一再否认何梅协定，用意之一就是阻止协定继续产生作用；就日方立场，何梅协定内容不明，正好方便于故意曲解，扩大适用范围，以达到侵略目的。
本来，双方各有解释，但从史实上看，河北事件结束后，日方即将何梅协定精神推广及河北以外的其他华北各省，中国虽然否认何梅协定，但华北各省党部继河北省党部之后也相继退出，排日运动更是在严禁之列。1935年12月初何应钦以南京中央新任命的“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身分返北平时，即招致日方绝对反对，最后只能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代何应钦主政华北。这无异是《何梅协定》中“南京中央势力不得再进入华北”的持续作用。
总之，就日本而言，强调何梅协定可以作为其侵略行为之合理掩饰，且在武力作后盾下，推衍协定的应用范围；而中国方面，即使不断否认何梅协定，但处于日方高压之下，实际作为却又符合《何梅协定》精神。《何梅协定》无名有实，在实质上存在，这点不用为国民政府辩护。《何梅协定》的签署，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忍辱发展策略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