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华夷”思想体系，对下世代的中国以及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的朝鲜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可谓影响深远。朝鲜在明朝被满清灭国后梦想继承中华正统，以“小中华”自居；而帝国主义的日本早在奈良时代藤原广嗣在 740年（大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上表日主：“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干脆直接自称“中国”；直至 17世纪中叶，日本国学派先驱山鹿素行认为称中国为(中)“华”，日本为(东)“夷”是颠倒主客。他说：“夫中国(指日本)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理，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中国在政治德行方面，反多不及，故应尊崇日本的国体为“中华”。以后水户学派发挥了这一思想。（山鹿素行所著《中朝事实》载：“人有华夷， ……四夷不远千里之险，万倾之渺，归仰投化，……中华之文明，圣王之治教，天以授之，人以与之，实过化之极功也。”山鹿说的“华”、“中华”、“中朝”等等，都指日本。《中朝事实》是二战时日本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 据说日主裕仁特别着迷。明治维新开始，天皇仍下诏书令国史局总裁：“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明治天皇所谓“华”，显然不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的中国，而是日本自己。）同样的“自视中华”情况，也层出不穷地出现在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的越南历史上。
打到帝国主义的游行
那么，华夏文明的特点是什么？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百家争鸣，兼收并蓄”。华夏文明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它的恢弘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可以说，华夏文明本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和封闭保守的封建专制格格不入的。事实上华夏文明最灿烂的时候，正正是周天子中央皇权衰落、各路诸侯各自称霸的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诸子“百家争鸣”，一时间星光灿烂。等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也是皇权专制实施严酷的思想钳制而导致百花凋零的时候。在历史上，华夏文明另一个最灿烂的历史时期，就是极具开放性的大唐皇朝，由于大唐王室本身就是“胡人”，也就是已经深深融入华夏文明的拓跋氏后裔，所以华夏文明大量吸收和兼并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文明，形成独具一格的、泱泱大气的盛唐文化，华夏文明迎来了全盛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华夏文明的相对衰弱，无疑和专制统治的封闭和保守（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明朝的“片板不得下海”锁国政策，再到满清以“大逆不道”罪名绞杀了民族自我更新的维新变法，再到最近40年前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对华夏文明的无情侵蚀紧密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