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断遭遇日机空袭，且条件艰苦，“吃的是小米糊糊，用脸盆当锅，用桦树皮当碗”(张鹤川的回忆)。，但是马占山部仍保持士气和纪律，据载“部队纪律较严。沿途经过村屯，宿营或打尖，吃饭给钱，损坏东西赔偿，从不骚扰百姓，深得群众拥护”。马占山还在宿营地召开“同胞会”，跟当地群众说：“小日本想吞并中国，让我们当亡国奴，这办不到。我们有四万万同胞，我们不怕他，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和他干……”
1932年7月27日，马占山部在庆城县东山里的白石砬子山一带，遭遇了日军的偷袭和围攻。伪满的报纸称：“……二十七日午前八时许，马军八百人，不知该日军之伏待…该日军俟马军接近于火网，突如开枪，一齐射击…此役马占山被杀与否，现尚未明”。
马占山部义勇军宣传处的宣传员于文华，于此次失利曾有这样的回忆：
7月初，我军处于不利状况，不得已，把部队全部撤到铁道以东。公署和骑兵一千余人向庆城方向转移，意在与丁(超)，李(杜)部队汇合。穿过庆城后到东大荒，山区道路泥泞崎岖，不得不把马车改为驮子，缓缓而行…七月中旬，部队经过铁山包(铁力)到东山里。这时天气炎热，道路愈益难行，由于敌机侦察频繁，只好宵行昼宿，部队人困马乏疲劳不堪，勉强前进……7月末，行至东山里白石砬子山口内，大家稍加喘息。正在吃饭之时，忽报日军追赶前来，如果敌人封锁山口，我们难免遭到全军覆没之灾。于是赶紧退出。翌日敌人飞机前来，扫射轰炸，骑炮兵疯狂围攻……
马占山将军的贴身警卫张凤岐的回忆，记录了遭遇日军围攻时部队分散突围的情况：
(部队涉水渡河)上岸以后是野草丛生的荒地，没有道路，我们由此向深山里走去。许久以后，出现了左右两条路，一些人走向左边，一些则走向右边……由参议官韩述彭带着一些人走的是右边这条路，后来遭到日军的袭击。
根据张凤岐此回忆的记录，韩家麟当时是与马占山刻意各带一部分人马，在岔路口分开突围的。在当时紧急渡河突围，无法判断深山里面的两条道路各通向何方的背景下，此举明显有“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考虑。而危急关头可以独立带一路部队分开突围，也体现了韩家麟作为辅佐马占山将军的将领，在军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韩家麟的儿子韩宝轩，根据马占山归国后向他的讲述，在回忆文章里面留下了一段记叙：
一九三二年七月份，马将军部队在罗圈店附近遭到了日军大部兵团的包围。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残酷，军队死亡很重。马将军和我父亲各带一队人马强行突围。父亲所带的一队人数较多，并有辎重及马驮等在内。日军错误判断马将军必在此队之内，派兵紧随不舍，在当天晚上父亲等人行至一处无人居住的破房舍时，因他们是骑兵，已将敌人甩的很远，未发现行有追兵。且经过一整天的战斗，又未进饮食，人马都已十分疲乏，便停止前进原地宿营。官兵们全都睡觉了，哨兵也在打瞌睡。不料想，日军赶到，包围房舍，堵门扫射……天亮后，日军在-具死尸身上搜出了马占山将军的印章和机要文件，看死者的个头和血肉模糊的面貌又看象马将军，于是日军认定死者就是他们费尽心机想要捕杀的马将军。他们将首级割下，并将印章、文件，将军官服等物一并产上报，说马占山已被击毙。日军松本师团长电告东京报功，当时日军和伪满各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登载了“马占山已被击毙”的消息和照片，并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
日军围攻此处无险可守的林间房舍的过程里，仍受到了韩家麟率领的此路义勇军官兵的抵抗。著名军史作家萨苏先生在日本收集到日军描述这一仗的油画，其附带说明里叙述了追击韩家麟将军的日军曾遭遇了顽强的抵抗：
拼死周旋试图突出重围的马占山军遭到连续围击，已如袋中之鼠。对其最后一击是1932年七月上旬从海伦出发的步兵第十五联队发出的。该部队跋涉旷野，搜索敌军。第六中队于25日与大约八百名敌军遭遇，对其发动奇袭后，迫其退入东北方面的森林之中。继而跟踪敌之足迹，一次一次发动追袭，二十九日拂晓，对敌军占据的独立房子发起攻击。但敌军的抵抗意外顽强，如穷鼠噬猫之势。中队官兵死伤累累……
据日军的这个记载，在人马困乏，又遭遇日军偷袭的不利情况下，韩家麟带领的义勇军部队仍是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
此次激战时与韩家麟将军并肩作战的一位中校军官，是1930年到沈阳时与他往来甚密的邻居。这位邻居当时是化名李迿遥，是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实际上当时在东三省地下党之中的负责干部之一，真实的身份是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李继渊。
李继渊是辽宁新民县人，在上海大学读书时是瞿秋白的学生，1927年10月即参加东北第一次党员大会。中共“六大”召开于莫斯科，大部分代表需经哈尔滨，他是在哈尔滨承担负责接待和护送工作。“九一八”事变时，李继渊以地下党员身份，由韩家麟将军介绍到马占山部义勇军担任中校秘书，终与韩家麟将军一起血洒疆场。
将军与共产党人的精诚合作，充分体现了义勇军的抗战是一次共赴国难行动。
《四平文史资料》第4辑也有关于此战情景的描述：
开始他们以民房和树木为掩体，用长射程武器还击，接着是短枪，最后子弹全部打净，便砸毁枪支，挥舞军刀，冲进敌阵肉博。敌田中等人十分惊恐，呼其投降…韩家麟身中数弹，裹扎后再战…他壮烈牺牲的年仅34岁。其他官兵也皆壮烈殉国。
1932年8月20日，受到日方控制的伪满报纸《盛京时报》刊出了报道《日军在安古镇为马占山招魂》，称“马占山”在安古镇东边的沼泽地“壮烈战死”--使用这样的词语，也显示了韩家麟将军在重围里的奋战之英勇，同样是震动了日伪势力。报道也称日军请来了僧道“为彼诵经招魂”，且“郑重掩埋”了“马占山”(实为韩家麟)的遗骸于安古镇其之战死地，“以吊慰其幽灵”。
正在策划“承认”伪满洲国的日本方面，认为从此少了一个劲敌，和伪满势力一起舒了一口气。伪满洲国的“军法课长”洋洋得意，竟写文章评论《马占山之死》，称马占山“在庆城安古镇战殁……埋骨荒郊、羁魂草野”。
当时，“埋骨荒郊”的实仅为殉国的韩家麟将军的身躯，将军的头颅被日军割下，悬挂展示以宣扬日军的战绩。和“九一八”之夜第一批殉国的警察一样，作为第一位殉国的将官，韩家麟的遗骸也被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了。
残酷的东北十四年抗战期间，日军常以割下抵抗者的头颅炫耀战功，殉国的英烈们多是留下了失去首级的躯体。
他们殉难时的尸首虽然残缺，他们不屈的战斗却都是为了保持着祖国的领土完整。敌人虽可以割下他们的头颅，却改变不了他们捍卫白山黑水的壮志雄心。他们的身躯倒下时，不会泯灭的忠魂仍会凝视着他们为之战斗的这一片国土，看着更多的抵抗者踏着血迹继续毅然前行。
作为左膀右臂的战友韩家麟将军殉国，马占山将军悲痛之余，把关怀都给了韩家麟将军的儿女。
1934年，马占山将军从欧洲回国定居天津后。接见了韩家麟将军的遗孀刘志琴时说：“你要振作精神，把四个孩子抚养成人，让他们继承父志，将来为国家报仇雪恨。孩子们的读书费用由我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