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1934年12月间开始的。”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
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等于为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经曾任红四方面军电讯局长兼电台台长的宋侃夫及其属下肖全夫、陈福初、游正刚等当事人回忆录证实，张国焘所言不虚。其实，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都曾对红四方面军的电讯工作有高度评价。
据宋侃夫回忆，长征结束后，朱德总司令曾对红四方面军的电讯人员们说：“我们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这深刻体现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战斗情谊，天下红军是一家嘛！”
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也对宋侃夫说：“你们四方面军的技术侦查工作做得很好嘛，特别是我们长征到贵州，四渡赤水时，天天行军很紧张，你们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要感谢你们呀！”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能够破译敌军的空中情报？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蒋介石部队所用的密电码。遗憾的是，张国焘为与党中央分庭抗礼，提高个人功绩，隐瞒了杨虎城以及白区地下党的真诚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