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正好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为中华民族带来的危机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也让日本的国力进一步增强，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这段历史。通常我们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李鸿章扮演的是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有学者认为，李鸿章或许在这里背了一口大黑锅，成为清廷帝后之争的牺牲品，这场战争仓促开展或许是因为光绪帝想要急切掌权，因而仓促做出打击李鸿章为代表的后党的决定。
甲午之前，清朝的国防近代化努力受过国内种种派系之争的掣肘。而同样，甲午战争非只是一场外战，更是激烈诡谲绝不亚战场厮杀的派系倾轧。整场内斗的明显主线，是面临失去靠山被各方觊觎的李鸿章淮系北洋，与以翁同?领导的帝党势力间的对决;但隐于此现象后之关键，实为积蕴已久之光绪亲政后极力扩大手中的权柄从而引发的帝后党争逐步浮出水面。前者正受后者决定，从而形成了清廷选择轻率开战的结果。
在他背后清廷朝堂之上诡谲而残酷的政治权斗，却逼得他不得不眼睁睁将自己最后的底牌送上他自己明知必输的赌局。
李鸿章以其数十年间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经验和经营国防事业的甘苦，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有极为清楚的认识。
李鸿章清楚认识到战则必败
中日朝鲜战事将起，李鸿章以其数十年间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经验和经营国防事业的甘苦，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有极为清楚的认识，因而，在中日朝鲜战事从未开到开启后的一个月内，李鸿章一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靠国际调停来解决中日争端，而在军事调度和行动上，则极力主张持重。
对此，多年后李鸿章自己有过经典的论述：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名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绝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茸，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茸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他清楚的知道，正是掣肘太多，不能“实在放手办理”的北洋军务导致看上去强大的北洋海陆军真正放在国际上，不过是“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的架子货。装样子吓人还行，真要开战必然战败。
李鸿章呼吁无效被迫将部队送上战场
正因为有此认识，在甲午战争开战前，李鸿章一再在上奏中说明现实的军力对比清军实际处于劣势。
他在奏折中说：“查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近数年来，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说明北洋系淮军陆队“合计亦仅二万人，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也明告清廷“现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各将领久经战阵，固属缓急可恃;即甫经创办之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艘，助以蚊雷船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上劳宵旰。”防守足以自卫，远征实在无力。
这种持重的态度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李鸿章心里也清楚，他之所以能够盘踞北洋，是因为以淮军为基础所建构的海、陆国防武力，仍是清廷现阶段所依仗的主力，自己的政治权力与地位也必然与此息息相关。因此，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自己权力的根基和最后的底牌北洋海陆军在与日军的作战中过多折损。
可问题在于，在他背后清廷朝堂之上诡谲而残酷的政治权斗，却逼得他不得不眼睁睁将自己最后的底牌送上他自己明知必输的赌局。
光绪帝从小在红墙深宫中长大，长期受慈禧的抑制不能独理朝政，有对日本作战的坚强决心，却并不谙熟近代军事，对中日军事力量的现状知之甚少。
作为“最高统帅”连犯兵家两大忌的光绪皇帝，不知甲午战后，可曾反省过否。
光绪不通军事听信亲信急欲开战
中日朝鲜战事，是光绪亲政以来与外国发生的第一次战争，在光绪帝看来，他需要一场这样的战争来树立权威，巩固权力。
光绪帝从小在红墙深宫中长大，长期受慈禧的抑制不能独理朝政，有对日本作战的坚强决心，却并不谙熟近代军事，对中日军事力量的现状知之甚少。
在他身边赞画军机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主管军事战备的军机处大臣，多为庸禄无知之辈。如礼亲王世铎，唯唯喏喏，整日以讨太后欢心为要旨。额勒和布，沉默寡言。最能抓权的孙毓汶，除了迎合慈禧外，对外情知之甚少。
另一部分，即以翁同龢为领袖的“帝党”。翁同龢本为一书生，自认“不谙军事”。光绪帝颇重视他的意见。他在日记中自言：“每递一折，上必问臣可否。盖眷倚极重，恨臣才略太短，无以仰赞也。”可见光绪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其余成员如李鸿藻、文廷式、志锐等“帝党”骨干，也都是缺乏实际经验、对国外军政状况知之甚少。因为本身他们就出身于上次《重读甲午》中我们已经提到的，对洋务运动较为敌视的清流集团。
这使他们对日本相当轻视，对清军战斗力过于夸大，普遍盲目乐观地认为打败这个“蕞尔小邦”是轻而易举之事。
他们整日在光绪面前吹得都是诸如“八甲船先攻横滨，得手则又进攻;不甚获利，则姑扼其师船出海之路，彼屯高未返之船，进不能战，退无所归，自有坐困之势”;“中国水师虽不能与西洋相抗衡，然敌日本则有余”之类的信息。
在一班清流的鼓吹之下，满朝弥漫着日军不堪一击的盲目乐观气氛。京中主战官员们大都把派兵入朝，进行军事威慑看成是处理中日问题的最佳办法。清流言官纷纷上奏，说中国“惟有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帝党成员志锐也说：“我若急治师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祸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光绪皇帝显然深受其影响。而之前李鸿章的客观估测，成为微不足道的小小“异论”，根本没有进入年少气盛的光绪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