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相对落后的医疗技术条件下，阉割手术的死亡率较高。明代天顺年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一次精选了虏获的苗族幼童1565人，将他们阉割后准备悉数呈送朝廷。但由于手术和医疗技术条件简陋低劣，就在阮让开始阉割幼童到奏闻朝廷这段时间，幼童疼死或感染死亡者达329人。以后，阮让又重新买进一批幼童加以阉割，以补上死亡之数，继续呈送朝廷。阮让前后共计阉割幼童1894人，死亡率近20%。
依照现代医学的常识来看，如此大量而集中的死亡，和阉割手术失败以及手术后的并发症有关。阮让之所以选择苗族儿童阉割，原因很多，除却旧时代的种族歧视惯性原因外，亦和岭南一代流行的一种“贱生”观念有关。这种观念导致该地区长期流行阉割男童的传统。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人妖现象，则依旧留存有此种古老风俗。
古代被阉割的太监（资料图）
历朝典籍对阉割手术的过程都有记载，但都失诸简略。清朝末年，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反倒对这种中国宫廷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阉割手术情形。但这些描述多为道听途说，远不及清末宫廷宦官亲身后提供出的回忆材料真实可靠。据清末宦官回忆，北京城有两个有名的阉割世家，俗称“厂子”。一家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家，另一家是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主持这种事情的都是朝廷认可的世传家族，有六品顶戴的待遇，俗称“刀子匠”。北京两家的阉割术各有绝招，但技艺不外传，只是父子相授，所以外界难知其详。为了复原这种细节，后来的文学家、文章家只好根据史料加以想象力，初步勾勒出阉割手术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