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始自明朝,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纵观有明一朝的锦衣卫,尽管也出过袁彬、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但总的来说,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的极端专制制度充当帮凶。有了锦衣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明朝的皇帝压制起士大夫阶层、下层民众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活力的极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明朝虽有200多年历史,但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却无所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的主要原因。
二、东厂
东厂的发明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是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东厂府衙的布置比较搞笑,大厅旁边的小厅,供着岳飞的雕像,厅右的影壁上,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
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他们这些偶像实在相差太远,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三、西厂与内行厂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就是那个连中三元的人才)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