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武则天这样在历史上素有“虎妈”形象的女主都舍弃不了儿子，其他儿女心肠重的女主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执政除了满足个人对权位的贪恋之外，根本目的还是为儿子守住江山。
用“母子亲情”来界定女主与皇权的关系，很可能还是太狭隘了。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太后与小皇帝的关系并非是母子。祝总斌先生曾有言，即使幼主并非亲子，由于二者在制度上仍是母子关系，“女主”同样因幼主方能取得至高无上地位，因此必然要维护其君位。
武则天
或许可以这么说，除了“母子亲情”之外，在制度上，女主与小皇帝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中，女主的出现自然会导致“外戚”这一政治势力的兴起。但从根本上，女主重用“外戚”不是为了撼动皇权，而只是为了培育自身的政治势力。当“外戚”企图篡夺“皇权”时，女主从来都是选择站在皇权这边。在中国帝制历史上，从未有“母后”同意父兄篡位的先例。
作为王莽的姑姑，太后王政君自然曾是王莽政治上得势的最大支持者。但当她得知王莽的最终目的是改朝换代时，自称是“汉家老寡妇”，痛骂王莽是“狗猪不食其余”，坚决与王莽划清界限。
还有一个例子是北周的杨太后。当他听说父亲杨坚（后来的隋文帝）要篡位时，也极其愤怒，这还是考虑到当时的北周静帝并不是杨太后的亲生儿子。
在父子相承已成为传统的帝制时代，母权没有传续的途径，并且是皇权的天然维护者。正是基于这一考量，无论士大夫阶层如何出于男权价值观反感女性当政，最后都只好“放任”并支持40位女主的出现。
除了作为皇权的天然维护者之外，在帝制时代，女主政治之所以得以在士大夫集团不断的“半推半就”中延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要归结于女主不错的执政绩效了。
这背后的意义在于，第一，女主通过自己的执政成绩部分破除了“女性不适合搞政治”的污名化观念；第二，用现代的政治观念来看，“绩效合法性”也有其生存空间，换句话说，即使你的政治模式有违于主流政治价值观（男性做皇帝），只要你经济搞得好，老百姓有东西吃，你就有了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甚至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女主的平均执政成绩要高于男性皇帝。在我们很多熟悉的女主中，其中不仅不乏“大帝”级别的，更重要的是，其中基本没有沦为底线以下的昏君暴君这一级的。
有趣的是，女性易出伟大政治家这个似乎很普世。如果要搞英国历史上最伟大国王的评选，伊丽莎白一世和维多利亚女王一定都是前几名的种子选手；在俄国历史上，除了彼得一世以外，另一个可以被称作“大帝”是叶卡捷琳娜二世；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她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赞助者，也是现代西班牙的缔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