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景祺写书的时候，正是年羹尧得意之时，他没有理会汪景祺的劝告，不料后来年羹尧获罪时这书被发现，反成了年羹尧的一大罪状。在查抄年府的时候，侦察人员又发现了汪景祺的一首七言绝句，里面有一句说“皇帝挥毫不值钱”，把雍正气得几乎吐血。结果汪景祺被处斩，妻子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军士)为奴，五服内的族亲全部革职。
和汪景祺类似的还有个叫钱名世的人，他和年羹尧是乡试的同年(同年中举)，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进京的时候，钱名世上奏说年羹尧平定青海有功，请求为之立碑。年羹尧倒霉的时候，钱名世也被连累，雍正说他的行为是文人的无耻钻营，并亲自写了四个大字送他，曰：“名教罪人”！
不仅如此，雍正后来还革了钱名世侍讲学士的职，把他赶回老家，并命地方官特制一个写有“名教罪人”的大匾挂在钱名世家里。更搞笑的是，雍正还让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每人写首诗讽刺钱名世，最后还非得让钱名世亲自将那些讽刺诗文编辑出版，作为宣讲材料发到各地让人学习。有个侍读学士吴孝登诗写得谬妄，被雍正流放在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还有几个人诗写得不认真，也被革职，处罚甚至超过了钱名世。
雍正曾语重心长的跟年羹尧说：“朕要是不做一个出色的皇帝，就对不起你如此对朕；但你要是不做英武超群的大臣，那也不能回报朕对你的知遇之恩。但愿我们两个能给后人做千古榜样。”他还常念叨说，如果朝中要有多几个像年羹尧这样的大臣的话，那大清帝国还愁不强大？年羹尧听雍正这么推心置腹，那还不云里雾里，喜不自禁？
天威难测，盛极则衰。年羹尧一高兴，脑子就糊涂了。他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也开始居功自傲，专横跋扈，经常做出些超越本分的傻事。譬如在西安都督府，年羹尧也弄得像朝廷一样，令文武官员逢五逢十做班，辕门和鼓厅也画上四角龙。他给人东西叫“赐”，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弄得自己跟皇上一样。在和其他督抚、将军的行文中，年羹尧经常使用皇帝才有的命令口气。就连雍正派来的御前侍卫，年羹尧也只把他们当成前迎后随的下人厮役使用(正如二月河在《雍正皇帝》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