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他本人是亲历着这种非人性的旧婚姻生活的折磨，却以人性化的新家庭观念约束自己，自相矛盾的生活了二十年。
鲁迅后来真正的伴侣许广平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新一代青年，她在考虑和鲁迅的关系时认为她的行为并不违背民国的党纪国法(许当时系国民党员)，她写给鲁迅的信里是这么说的：至于做新的生活的那一个人，照新的办法行了，在党一方不生问题――即不受党责(1927.11.22许广平致鲁迅信)，这说明她和鲁迅在当时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党纪国法方面的问题的。鲁迅认同了许广平的说法，他说我可以爱，明白地表示了自己还有结婚的权利。他们以公开出版《两地书》的方式宣布了他们的爱情结合，同时也否定了封建包办婚姻。对于旧婚姻的善后处理，他们只愿意承担经济负担的责任，而决不承认负有法律责任。
现在婚姻当事人都早已不在世了，他们无法依照当代《婚姻法》就包办婚姻向法院提出诉讼，但我们看到他们生前的事实是，鲁迅已经用他的行动推翻了母亲为他操办的这个婚姻，他携许广平一同离开北京，为的就是脱离包办婚姻的家庭，属于私奔性质，后来他们选择在上海定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