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文学上春风得意，但仕途多舛。他出仕时，正赶上王安石变法。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不完全赞同王安石的观点，站在保守派司马光一边。他因此不被变法派的赏识，被贬到外地做官。数年后，变法派失败，司马光派执政。按说苏轼可以鹞子翻身了。可他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依然故我，又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于是他又不得司马光派的赏识，不曾飞黄腾达。又过了数年，司马光派失势，苏轼却被认定为司马光派，又被贬官。司马光执政时宋哲宗的年号是“元祐”年号，这一时期的官员被称为“元祐党人”，被打入“另册”，苏轼自然也在册中。此后苏轼被一贬再贬，直到贬到遥远的海南岛。好在宋朝不杀文士，所以苏轼也只是被一贬再贬，而没有削职为民，更没有被杀。官小了，俸禄低了，但温饱还是有保证的。
苏轼无论被贬到哪里，都仍然忘不了、放不下自己的文学生活，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写作。每到一地，都留下了优秀的篇章。在山东密州，写下了《密州出猎》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被称为中秋节的绝唱；在赤壁，写下了气势磅礴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和前后《赤壁赋》；在黄州、在琼州，也都风流倜傥有遗篇。虽然其中也流露出“人生如梦”的低迷，但主旋律乐观向上，倾注了他对生活的热爱。所以他也才被列入了诗词的“豪放”一派。不仅如此，他每到一处，都不凑合地过日子，“食不可无鱼，居不可无竹”，尽量把自己安排得舒适一些，为自己盖自己设计的房子。也“入乡随俗”地享用当地的特产。如在惠州，当地出产荔枝，他就“日啖荔枝三百颗”，让自己活得有滋有味。给有的人，处在这样的一贬再贬的背井离乡中，还不知道怎么怨天尤人、痛不欲生呢，可苏轼，无论多么颠沛漂泊，都保持着一种好心情，乐观、潇洒、豁达地生活着。
世界之大，也有所说的不毛之地，寸草不生。但这样的地方并不太多。即便荒漠，也有一些顽强的野草生长。而人类生存、生活的地方，更都会有草，而且都会有芳草。芳草也几乎无处不在。当觉得没有芳草的时候，一般不是真的没有芳草，而是有眼无珠，发现不了、感受不到罢了。以此比喻人生，无论岁月多么蹉跎，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坎坷中，无论流落到什么地步，都没有绝人之路。芳草就在脚下。只要珍惜脚下的芳草，就会发现它也有自己的美丽和动人，也同样赏心悦目。苏轼正是无论被贬到哪里，都能发现哪里的芳草，并陶醉于这芳草中，才让自己始终都有一个豪放的好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