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在家5年有余，二老离世后，他守孝3年。守孝结束，他仍然没有工作的打算，不愿离开父母的灵地，又在家里呆了两年。两年后，在乡亲邻居劝说鼓励下，包拯才决定离开家乡，正式踏上仕途之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差事是当时的安徽天长县“一把手”。
包拯接诏命，便立即去天长县上任。刚到任，有个农民哭着到县衙告状，诉说坏人割了他家牛的牛舌头，请求捉拿凶手，给他申冤。这就是史书称的“牛舌案”。这虽是一个小案，但影响农耕生产，包拯详细询问后，认定是一件仇人复仇的案件，思虑后，想出个“金钩钓鱼计”，便对告状的农民说：“牛舌被割，这头牛必死，你回去杀掉卖肉赚钱吧。只是不要声张，更不能说是本县叫你杀的牛，案其实并不难破。”那位农民一听，吓了一跳说：“包大人，牛舌虽无，但牛还未死，杀耕牛是违法的。”包拯说：“本县给你做主。”果然，犯人见仇人宰杀耕牛，认为有机可乘，立即到县衙告状了。包大人升堂，一拍惊堂木，猛然怒喝道：“大胆狂徒，为何先割牛舌，又来告人家私宰耕牛？如此可恶还不从实招供。”罪犯一听，以为事已败露，只好招供认罪。这就是包拯断的第一个案件。
包拯“善断狱讼”的名声就从这里流传开了，以至于如今的包公戏基本离不开他如何善断奇案、昭雪沉冤等。事实上，除了“牛舌案”，史书无包拯断案的其他记载，他的政绩也并不都在断案上。
包拯正直、不畏皇权，唾沫星子能溅皇帝一脸
开封包公研究会副会长李良学说，包拯进入中央，正赶上范仲淹掀起“庆历新政”。范仲淹的吏治改革集中在改变官员冗滥作风，斥退冗员、举贤用能方面，自然要触及一些既得利益者，朝廷陷入“党争”，守旧派与革新派闹得不可开交。按理说包拯该站在守旧派阵营，因为把他从地方推荐到中央任职的是守旧派大臣王拱臣，但他却并不急于表态，也不参与其中纷争。同时，守旧派也没把这个无名小卒看上眼，更没指望他能在打击改革派上有所作为。然而，包拯却突然上了一个抨击范仲淹新政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奏折，对其派出的监督地方官员的按察使权力过大提出质疑，此奏一出立即炸开了锅，两派就新政是否加重官员腐败争论不休。保守派士气大振，为加入包拯这个生力军惊喜。
不久，变法失败新政被废，正当保守派长吁一口气时，不料包拯突然上奏，建议皇帝保留范仲淹考试选拔人才等新政。这可把保守派给打蒙了，这个出其不意的老小子啥意思？其实，这正是包拯峭直的禀性。
此后，包拯的人生渐入佳境，走上了北宋仁宗时期的政治舞台。他的特色之一就是一生都在弹劾别人。据统计，在他弹劾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臣不下30人，并且被他弹劾的都是当朝权贵。
包拯越弹越牛，甚至六次弹“国丈”，硬生生把仁宗宠妃的堂伯父张尧佐给弹下马来。仁宗专宠张贵妃，让她平庸的伯父坐“直升机”一年之内晋升4次，身兼财政部长、组织部长等4大要职。此举引起群臣争议，包拯首先冒出来弹劾，随后一些谏官也争相抨击。不料张尧佐的职位不降反升，这说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见形势不对，3天之内又弹劾，甚至大呼“国丈”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见没动静，包拯再弹，而仁宗也怄气了，一意孤行要把“国丈”提拔为“宣徽使”。激进者要求廷辩，要和皇帝面对面理论。在争执到达最高潮时，包拯一激动，站在仁宗面前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皇帝尴尬至极又窝火，拂袖而去。回宫后张贵妃问消息，仁宗冲她发了一通脾气：“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
就这样，仁宗总算答应了后妃之家不得任两府的建议，又批评了谏官们在殿上喧哗失礼，生怕再出现过激行为，并规定以后奏对必须先申请。而张尧佐自感犯了众怒，以退为进，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
正是包拯的执着与无私，秉公执法。当时在官场流行一句时髦语叫“包弹”，为官清廉正派，就叫“没包弹”；贪官污吏就叫“有包弹”。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说，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这个评价是准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