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比唐太宗大20岁，如果放在时下，就是“60后”与“80后”的关系。年龄上的差距，代沟上的隔阂，意见上的分歧，必然会造成二人之间的冲突。魏征在呕心沥血的同时，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张、理想、爱好和私生活。
唐太宗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标新立异的开拓劲，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权，在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干涉和阻挠。难怪有一次唐太宗守着长孙皇后的面大骂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庄户佬不可！”能把“从谏如流”的唐太宗逼到这个分上，魏征的进谏确实过了头。爱太深，容易出现裂痕。魏征这种慈父般的过火关爱，在唐太宗眼里却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当皇帝的在很多时候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这种长期逐步积累起来的压抑，总有一天就会像火山一样突然喷发，而魏征的“荐人失察”和“谏言外流”不过是唐太宗“悔婚砸墓”事件的导火索。
（上图）人，总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谛
贞观十八年，不听劝谏、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丽受挫后，不由得发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长叹，立即“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人，总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谛，皇帝也不例外。
（上图）封建帝王的专制本能越来越多地在李世民身上体现出来
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导“宽大安抚”,实行开明统治，体现人文关怀；一面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疑忌心理，对大臣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甚至连尉迟敬德、房玄龄这样一些佐命功臣，也未能幸免。
尤其是到了贞观中后期，随着“隋亡为戒”历史教训的逐渐淡忘，随着骄傲自满情绪的不断滋长，封建帝王的专制本能越来越多地在李世民身上体现出来。皇帝高深莫测，臣子如履薄冰，在君臣的政治游戏中，皇帝始终是赢家。难怪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为中书令后，不仅高兴不起来，反而面露忧色。母亲问他为什么，他说：“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贺也。”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对“伴君如伴虎”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