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龄记载了见到她丈夫时所感受到的愤怒：“时吾夫以背脊受伤，方卧床，面甚憔悴，因先加看护，缓言其他，使得少些舒适。此时目睹吾夫，负伤床第，回忆遇劫当时，黑夜攀登山巅，手足为荆棘与山石刺破，遍体鳞伤之状况，余实情不自禁，对于事变负责者不能不深加痛恨矣。”但她在与张进行讨论时却始终保持着和缓的语调。她和端纳待在城里唯一的一座现代化的饭店里，那里有中央供暖设备、一家理发馆，还有一个拥有舞池与玫瑰色电灯泡的白色餐厅。黄昏时分在花园里散步时，美龄和端纳得出了张并不能独自作出最终决定的结论。由于担心可能会成为替罪羊，所以杨虎城将军的态度颇为强硬。他坚持要国军从西安东部撤退，并且要蒋介石作出履行反叛部队的主要要求的书面保证。但总司令对此一概加以拒绝。
随着食品价格的飞涨以及煤炭供应的日渐稀缺，这座孤城的形势变得日益艰难。恐慌的当地居民或者挖防空洞，或者被迫到城外去挖掘战壕。政府的飞机撒下了成千上万份报纸，这些报纸纷纷报道了中国各地竭力反对绑架的消息。绝望之中，少帅向美龄建议将总司令乔装打扮一番，然后用车偷偷送走。但她对此断然拒绝，因为这既有损尊严，也因为她的丈夫绝不会做这样的一次旅行。
帮助来自一直逗留在少帅司令部的周恩来。在张和端纳的敦促下，美龄同意与这位共产党的特使会面。在两小时的会谈中，周说她的丈夫是唯一能够领导国家的人。圣诞之夜，周去见了总司令。这两个人的命运不时地出现一些交叉点。十多年前，他们曾经是蒋开始其通往权力顶峰的军事学院的同事，周是那里的政治代表。1927年，当蒋介石清洗左派时，这位共产党人勉强逃生。根据所有的记载，西安的会谈是诚恳的—或者说是高水平装腔作势的。总司令说不该再有任何内战了：“虽然我们一直在彼此作战，我却经常想到你。”他又补充道，“我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在一起工作。”而周则说共产党愿意支持蒋作为全国的领袖来抗击日本人。
第二天早晨，端纳在壁炉旁留下了圣诞礼物——一台送给美龄的便携式打字机和一块给她丈夫的船用毛毯，蒋露出了13天以来的第一个笑容。一个甚至更好的礼物则是由张送来的周的善意。这位共产党人已经与美龄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她用少帅或者毛泽东才可能使用的语言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这位已经利用军事力量登上了权力顶峰的人的妻子又补充道，“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谨遵斯大林旨意的周恩来决定表面上接受它，他劝说杨虎城放弃了蒋介石书面保证的要求。一个口头一致的保证因此而最终形成，总司令可以自由地离开了。
离开之前，蒋还要对事件作出最后的定论。在稍后发表的对张、杨二人的训诫中，他总结道，形势朝着他所乐见的方向发展，坚称他未作任何承诺，而且张、杨二人必须无条件地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根据官方记录，他的训诫是在两个立正站立的卫兵在场的情况下由其妻记录下来的。他是否真的在那一时刻发出了这样一则训令颇令人怀疑，因为总司令的一位副官声称训令是在事变之后写下的。但不管实情如何，后来这个训令成了蒋未作任何让步的证据。然而另一方面，很可能是由张、杨阵营支持的一家当地报纸却写道，总司令已经同意了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毛泽东也声称蒋介石“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
下午4点，蒋介石夫妇抵达西安机场，少帅也坐在他们的坐驾前排的司机旁边。这一事件的主角们摆好姿势拍摄了集体照。身着夹克衫灯笼裤的少帅面露呆滞的微笑，而唯一穿军服的杨虎城将军则立正站立。蒋介石夫妇并肩站着，美龄身着时髦的黑色上装和浅色长裙，她的丈夫则穿着黑色厚长袍，头戴软呢帽。既无意与南京开战又不打算自杀或落草为寇的张学良要求与蒋介石夫妇同机飞赴南京，去面对任何可能被认为合适的惩罚。正如美龄所记载的那样：“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裁判，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
他们首先飞往洛阳。根据端纳有关这次飞行的回忆，当蒋夫人带着不易觉察的微笑望着窗外而她的丈夫又沉沉入睡时，少帅显得既憔悴又紧张。飞机降落后，蒋坚持张与他同乘一辆车前往他们下榻的军事学院，张就睡在他对面的房间。第二天，蒋飞往南京接受成千上万人的欢迎。为表彰端纳的工作，蒋授予他蓝绶带采玉大勋章。明知自己的表态会被拒绝，总司令还是因其下属的反叛而提交了辞呈，并随后前往浙江省东部的家乡休假。
少帅乘另一架飞机飞抵南京，在机场只有一位官员陪同他一同前往宋子文在城中的褐色别墅，但秘密警察却尾随着他们，张很快就被送交法庭审判。在军事法庭审判期间，有一次他大声喊道，蒋介石是统治集团中唯一有价值的人，“你们其他人不会对中国构成任何损失”。他补充道，“如果我获得自由，我将发动一场革命。”张被判刑10年，后为取悦于蒋介石，又改判为拘押。
尽管总司令并未把他的名字留在任何一份西安的协议上，但这一事件仍然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时刻，全国的反应都表明了一种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日本侵略的愿望。只有一个人能够符合这种需求，而他在西安毫不妥协的行为给了他一种特殊的地位。当蒋返回南京后，他写道，他“意识到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但全国高涨的爱国热情使他无法对共产党施加最后的剿灭行动，所以当他的一个非常亲近的副官向他建议即刻向红军在延安的根据地发起进攻时，他低着头未作任何回答。共产党则在其虚弱与易受攻击之时得到了重要的喘息时机。如果“西安事变”没有发生，共产党的生存将更加困难重重。这也就是为什么1936年12月中的13天成了20世纪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那个促使这一切发生的人将会遭到半个世纪之久的拘押。少帅在1946年被押往台湾之前曾被软禁在中国各地的房屋和洞穴中，而他最终在台湾的获释已是在1991年。皈依基督教后，他与其终身相依为命的伴侣结婚并且移居夏威夷。2001年，年届百岁之际在那里溘然长逝——他把他的长寿归结为睡觉好与心静。在他逝世后的口传史中，他曾说蒋因他提议与日本而不是与共产党作战而对他“深恶痛绝”，而且还将总司令描绘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我们的友谊形同血肉，”他在一次电视采访节目中补充道，“但我们的政治歧见却有如不共戴天的仇敌之间的关系。”心存感激的共产党人将他奉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江泽民称他为“不朽的英雄”。
作为少帅的第一个拘押地，蒋选中了宁波东港南部雪窦山客栈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在这套有三个卧室的平房下面，碧绿的茶树一望无际，花园里桃花怒放，而旁边就是据说已有1500年历史的笑佛寺。张在台阶上栽了两棵树，并且燃放鞭炮来平定他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的悲哀。6个月后，厨房里的一场大火毁掉了这个客栈，少帅搬进了寺庙的寓所。“万里碧空孤影远，”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渐渐鬓发老，唯有春风今又还。”山坡下就是蒋介石50年前的出生地——溪口村。偌大的中国，不知总司令何以单单选中其家乡附近的一个地方作为其最著名的囚徒的监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