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非仕，招考标准无需一刀切
这些偏科天才们之所以能被破格录取，首先是因为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高考自主招生制度。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即实行高等院校自主招生考试政策。因此，各校招生考试连科目都不尽相同，如北大招生考试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为文、法、商三科招生，别的不考，必考中文和英文；第二类为理、工科招生，则要考数学。
到1929年，北京大学本科生入学则仅考国文、外文（英文、德文和法文选其一）、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化学五门。而且国文考试只有一道作文题，考生写篇作文就行了。
但武汉大学文科，就要考国文、党义、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物理，没有英语；理科则为国文、党义、英文、数学、化学、物理、历史、生物。
民国时期，学生在化学实验室里。
教育学者们分析民国初期实施自主招生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当时中国近代新式教育起步之初，发展速度快但不平衡，各高校性质、层次和规模差异显著，很难用同一标准招考学生；
其次，这也是清末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自然延续，因在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之初，中等学校毕业生数量不足，高校只有从办学实际出发，多途并举，才能招到足够的学生。
并且，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不休、社会动荡不定，中央政府权威有限，没有、也不可能公布一个全国统一的学生入学考试规程。而当时的高校数量也少，于是，由学校自主招生，便成了最简便易行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民国时期主政者的政治理念和教育理念，认为选官考试和教育考试应当分离的观念非常强烈，大学的目标在培养人才而非官僚，无需统一标准一刀切。因此，民国时期的文官考试、选拔，另有一套与高校招生考试并行、互不相干的独立体系，并有专门的考试与人事管理机构。
这其实是对延续1300年的科举“选拔官吏、沟通社会、统摄教育”教育观念的强烈反弹，此类科举制功能表述最终的指向，概而言之便是“学而优则仕”。而这正是经历过晚清科举制的民国初期主政者们、新派学界精英所强烈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