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一份调查报告针对外界的怀疑特别说明，“经询问派出所、分局收容待遣所和收容遣送中转站的有关民警和工作人员，均称孙志刚没有与民警、工作人员发生过顶撞、争吵或被民警、工作人员殴打”。
但据孙的父母说，孙志刚虽然身材较瘦，身体却一向很好，从没听说有心脏病。孙何以声称自己有心脏病无从得知。他的一位朋友猜测说，或许是他以为医院的待遇会更好一些。
一份披露救治站黑幕的内部材料
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位于远郊，距市中心一个多小时车程。这里本来属于广州市精神病院，后来改称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
2002年8月1日，这个巨大院子的一个角落被划为特殊病区，由广州市民政局和广州市公安局批准，指定为收容人员救治站，专门为收容人员中的病患者提供基本治疗。
救治站占用了三幢小楼。与普通医院不同的是，每一个病房的门窗都有铁栅栏。
救治站由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分管。31岁的彭红军是病区区长，他手下有3名医生，护士若干和10名护工。
彭后来被控玩忽职守，但早在今年年初，他就对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和急切的改革建议。当时他说，“这里场地拥挤、设施简陋，工作人员素质低下，管理混乱，几无规章制度可循。”
31岁的彭和其他3名医生都是精神科大夫。但是，他们要负责的是近200名的各种病员的治疗。
在法庭上，公诉人的举证也证实了彭红军医生的诸多忧虑。举证调查发现，这里经常发生病人间打架斗殴事件，有人被打断肋骨，有人被打成重伤。
而护工是救治站内的特殊角色。
乔志军，在上海武警总队服役五年后，回到家乡山西。2002年中，通过保安公司推荐来到广州，经培训后，被推荐到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当保安。
乔燕琴，同为山西人，去年年底通过熟人介绍来到救治站。
胡金艳，河南姑娘，与乔志军是一对恋人。
没过多久，这里的保安们都被改称为护工——要雇用保安必须向当地派出所交一笔钱，救治站为了省这笔钱，就给他们改了名。
但事实上，这些护工从未接受过任何护理培训。病人仍然称他们为保安，“他们穿着迷彩服，提着警棍”，一些病人当庭指证说。警方后来还从救治站搜出了两支塑胶警棍和一支电警棍。
乔燕琴在法庭作证时这样表述护工的职责，第一是“防止病人闹事和暴动”，其次才是协助护士拿药、打针、派饭。
在由医生、护士和护工构成的层级中，护工位次最低。但在这里的病人眼中，他们却操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一份护工的笔录证实，因为208房女病人汤凤珍一直在哭，护工何某某去制止时被汤咬伤，何立即提了根棍子对其殴打。
医生彭红军也发现了这一点。其他医生曾多次要求开除一些殴打勒索病人的护工，但均不了了之。彭红军辩解说，他没有人事权。彭后来被指控对救治站管理不善负责。直至他被捕，数份规章制度仍在草拟中。而他在建议中指出的诸多问题，此时已不幸言中。
据记者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从2002年8月10日到2003年1月20日，救治站里共收治病人多达877人，其中外科病人280余人(包括脑外伤、骨外伤和普外伤)，精神科病人280人，内科病人210人及传染病人105人。这里还经常收治特殊病人，包括一例艾滋病确诊者、15例自缢未果者、20例吞刀片者、1例自制凶器者和一名身带匕首者。此外还有约30名各类涉案人员。
4名专治精神病的医生显然难以应付如此繁杂的病人。而那份材料还披露了救治站内发生的令人吃惊的死亡现象：
在去年10月、11月、12月和今年1月的头20天，这个救治站均有相当数量病人死亡，死亡人数分别为16、15、15和12。
但材料没有说明他们的死亡原因。
此外，在孙志刚案庭审时，一位病人检举说，他亲眼看见209房有人被打死。公安机关调查的结果证实，从3月16日到3月19日，救治区共有3人死亡。其中两人属于病死，一人是“头部挫伤，颅内出血”。
这个死亡名单中尚不包括孙志刚。
孙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