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在妹妹贺怡的建议下，贺子珍和娇娇分别用中文和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贺子珍在信中说，我已经回到中国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要苦。最后她感谢毛泽东对自己母亲和妹妹的照顾。
毛泽东没有回信，只是给娇娇拍了一封电报。一个月后，毛泽东派人把娇娇接到了北平西山，让她在自己身边生活、读书。
1950年，毛泽东给贺子珍回了一封信：“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显然，贺子珍要回到毛泽东身边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由于对毛泽东的思念有增无减，女儿又不在身边，贺子珍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在上海贺敏学家中休养。她偶然打开了收音机，听到了毛泽东洪亮的声音正在宣读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词。贺子珍顿时呆住了。毛泽东的声音对她的刺激太大了，她终于崩溃了。广播播了一遍又一遍，她就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天，嫂子李立英才发现她僵坐在椅子上，已经神志不清。收音机开了一夜，也烧坏了。
得知贺子珍病倒的消息，毛泽东在女儿李敏面前第一次流下了泪水。他托李敏给贺子珍带去了一封信，要她遵医嘱治疗，按时服药，不要抽那么多烟。毛泽东的关心胜过任何良药，痴情的贺子珍听了毛泽东的话，身体很快就得以好转。
此后，李敏就成为了家庭的“特命全权大使”，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充当起父母情感交流的“星空雀桥”。对女儿的每一次探母之行，毛泽东都要亲自为她打点行装，备好各种北京的土特产。同样，每次回京，贺子珍也总是让女儿大包小包地捎上毛泽东当年爱吃的时鲜蔬菜。春去秋来，秋去冬至。历史的车轮终于转到了1959年。
贺子珍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