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外国的贷款，一直是孙中山所希望的。武昌起义后，尚在美国的孙中山即把财政问题视为革命的成败关键。他从美国到伦敦和巴黎活动的目的之一，即为进行贷款。可是，均遭拒绝。但孙中山并未因此放弃从列强取得贷款的幻想，因为他相信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向他所说的“一旦民军建立起一个为全国所接受，为列强所承认之正规政府时，他们对于在财政上帮助革命党，将不表反对”《孙中山选集》第l卷，第563页。。为此，在筹组临时政府考虑财政总长人选时，孙中山也从有利于取得外国借款的角度出发，以陈锦涛“曾为清廷订币制，借款于国际，有信用”《胡汉民自传》。，决定选用陈锦涛。陈上任后，被授予募筹款项以应财政紧迫需要的重大任务，前去上海谋求外国的贷款。可是，迟迟没有进展。但孙中山从没放弃向外国贷款的幻想。据李书城回忆，当时，军需甚急，黄兴焦虑不安。“某晚，黄先生约我同见孙先生，询问向英、美借款事有无头绪。孙先生当时还看外国报纸，他放下报纸回答说：外国人曾向我说过，只要中国革命党得到政权，组织了政府，他们就可同中国革命党的政府商谈借款。我就职以后，曾向他们要求借款，并已电催过几次，昨天还曾发电催问，请他们实现诺言。但今天是星期六，明日是星期日，外国人在休假日是照例不办公的，明日不会有复电，后天可能有复电来，我再告诉你。”而实际上，“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一直到总统府取消，外国借款还是杳无回音。”《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98页。
财政问题中，军饷是最为紧迫的问题。有的军官扬言：“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黄兴集》，第100页。黄兴为军饷问题，急得走投无路。各省军政府亦同样存在着军饷问题，有的军政府为此还向临时政府伸手。据胡汉民说：“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按指孙中山)即拨给二十万，余奉命至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胡汉民自传》。
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放弃原拟采取的“若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抵押，三利息轻”《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569页。的立场，考虑由私人企业出面，接受条件极为苛刻、有损民族利益的外国贷款。拟将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和同意中日合办汉冶萍煤铁公司，换取日本垄断资本提供大笔贷款。结果遭到舆论的激烈反对，只好废除了原已达成的初步协议。临时政府的这种举动，虽出于万不得已，但其声名却不能不受到损害。孙中山在致章太炎的信中说：“此事(指汉冶萍借款事)，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天寒解衣付质，疗饥为急。先生等盖未知南京军队之现状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无论和战如何，军人无术使之枵腹。前敌之士，犹时有哗溃之势。弟坐视克兄(按指黄兴)之困，而环视各省，又无一钱供给。”“至于急不择荫之实情，无有隐饰，则祈达人之我谅。”《孙中山选集》，第2卷，第85、86页。孙中山的这封信，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当时在财政方面所处的困境。
由于财政危机始终无法解决，临时政府的一些重要决策，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最明显的是北伐的夭折。孙中山在领教了袁世凯的狡猾手段后，曾一度主战。他指示伍廷芳说：“和局至此，万无展期之理，民国将士决意开战。”《孙中山全集》，第43、41~42页。他一再强调财政问题是北伐成败的关键。黄兴谈到北伐由于财政困难受到阻碍的情形，更加具体。他说：“援滦兵即日出发，惟苦无饷无械不能多派”，“遣军舰去烟台与援滦同一事”，“派人去天津之说，亦是要事，刻惟苦无款耳。”《黄兴集》，第99页。伍廷芳曾向英国驻沪总领事透露临时政府由于无款支付军饷，极为希望议和早日取得“一项结果”《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383页。
由上可见，财政困难的严重压力，显然是导致孙中山不能改变“举袁”方针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虽有不愿妥协的思想，但却不能改变“举袁”的方针，还由于他所领导的同盟会这时已经解体，内部矛盾尖锐，和它的上层领导人中“举袁”以实现共和已成为一种潮流。
中国同盟会在领导辛亥革命运动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它本身确也存在着政治上的软弱，组织上的松散，和认识上的分歧的弱点。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竟然提出并确定了“举袁”以实现共和的方针，这本身就是它政治上软弱的集中表现。在组织上，同盟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组织制度。在东京虽然成立了同盟会的总部，但它并没有对各地的支部进行有计划的领导。武昌起义前，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的另树光复会的旗帜，表明同盟会早已开始分裂。在思想上，同盟会刚成立时已有人对民生主义有所异议，其后则出现政见分歧、争执不断的情况。武昌起义后，一些党人争夺权力地位的思想膨胀，内部矛盾日趋尖锐。1911年12月14日，《民立报》在一篇以《泣血之言》为题的社论中，已指出革命党人中“牟私利之人多”，“内部时有龃龉”，“各有意见”。再加立宪派人从中拉拢、分化，更加深了同盟会内部的矛盾。12月4日，章太炎公开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接着，12月8日，刘揆一又发表了《布告政党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主张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一律取消。《神州日报》1911年12月8日。这就更加速了同盟会的解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胡汉民说：“国内同志以先生(指孙中山)既归，乃共谋建立政府，举先生为总统。时章炳麟、宋教仁先已在沪。章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江、浙立宪派人，如张謇、赵凤昌、汤寿潜之属，阴逢迎之。章喜，辄为他人操戈，实已叛党。钝初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自重，外亦与赵(凤昌)、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相接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乃骤起，故事炳麟才之。”《胡汉民自传》。于右任说：“当南京政府时，本党中一种人挟旧日之恨，拼命攻击，声言非驱逐宋(按指宋教仁)出同盟会不可，竟因反宋，废去国务总理。自宋内务总长未通过后，弟见中山，谓政府初成立，何苦先使同盟会分裂，中山谓，我当调和。及其后宋作法制局长，亦岌岌不能自存。复因宋系社中人，遂及于我。”《于右任与某君书》，《民立报》1912年9月13日至17日。在武昌，起义后不久，文学社，共进会二团体的矛盾日趋尖锐。孙武、刘成禺等人因在临时政府中未得安排，忿而返鄂大肆攻击孙、黄。不久，孙武、刘成禺、张振武、时功玖等纠合一批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组织“民社”，推戴黎元洪为总理，专门与南京临时政府作对。“对南京的一切设施，监督极其严密”，“和议未成，政局未定，而南方阵营中，已造成了武昌与南京的矛盾。”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