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时间，余秋里心情非常不好，石油部宋振明部长被撤职时常有人将各种怨气怨言传递到他余秋里的耳朵里，而报刊上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指名道姓地点他余秋里的也已经很多了，似乎石油部成了一个“卖国贼”的大黑窝，他余秋里就是这个“卖国贼大黑窝”里的“总后台”。
“有人就这么说你!”余秋里的子女中就有人对他这样说。
每每此时“独臂将军”都会大发雷霆一通：“狗屁!他们知道个狗屁!我们石油部要有卖国贼的话，中国就不会有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了!早就让帝国主义踩在脚底下了!”
但是在外面、在工作场合，余秋里仍然保持着国家副总理和老将军应有的风度，他冷静地思考和应对着眼前的艰巨任务和风雨飘摇的海洋石油对外开放之航程……他相信自己的老部下康世恩、张文彬和秦文彩他们不会做出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更相信广大石油工人和石油部的干部们是经得起考验的。
“文彩，你们要认真准备，做好汇报，阐述你们的意见、观点。因为这个问题很敏感。有人骂我们是‘宁赠友邦，勿与家奴’。我们要认真研究，要自己心中有底，看看对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还有哪些地方有问题，一点也不能马虎和含糊。”余秋里很快把秦文彩叫到能源委的办公室，及时作了布置和交代。
一起参加谈话的还有能源委副主任杨波同志。他补充道：“这次证论，来头不小，你们要充分重视。到时候，要讲出为什么要对外合作，那些项目是怎样批准的，都要讲清楚!”
“是!”秦文彩坚定地向两位领导保证道：回去马上着手准备，一定全力应对这次大辩论、大论证。 “魏宗国”美国发文，成为渤海论证会的导火线
就在国务院正式作出对“渤海二号”事件的处理意见的同时，石油部紧接着面临的一场更大考验已经逼近他们——这就是后来引发的不得不由邓小平亲自出面过问、中央组织的由24个部委和众多新闻媒体参与的秦文彩领衔上百名石油专家和从事海洋石油对外合作工作的一群“卖国贼”，同把他们推上“审判台”的“爱国者”们面对面交锋的“3·23大论战”，它的官方名称是“渤海论证会”。
一时间，石油部上空黑云阵阵，弄得秦文彩手下的那些正在跟外国人谈判的外事人员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不敢昂首走路。
“石油部臭!”
“石油部出了一批吸血鬼!”
“石油部的人不把人民的血汗钱当回事!”
“石油部里有卖国贼……”
这样的骂声，秦文彩和石油部的人经常能在街头和公共汽车站台上听到。那时“小道消息”不比现在的手机短信传播慢。
对石油部的公开指责和私底下民间的谩骂，都是因“渤海二号”事件诱发的。但关于对外开放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争议和交锋，其实是当时中国两种观念、两种思潮的激烈斗争的一种表现。它不仅仅是人民内部观念与思潮的交锋，中间也掺杂着“四人帮”的残余势力的恶意攻击及“两个凡是”的阴影。秦文彩他们面临的这场斗争，首先是来势凶猛，其次是铺天盖地，再次是里应外合，大有彻底扼杀邓小平和党中央制定的对外开放决策之势。
导火线是美国纽约的一份中文报纸——《华侨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署名“魏宗国”的文章发表于1980年1月25日，距“渤海二号”沉船事件公布一个来月，距秦文彩他们与日本、法国和美国石油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半年时间。
“魏宗国”——(“卫中国”的谐音)，其文章一上来就充满着火药味，他出于对“卖国主义者的强烈义愤”，对石油部主持签订的中日两国之间石油合作合同进行了“剖析”，认为：“中日合作勘探开发渤海石油的协议中，中方和日方的报酬比例为1∶1.5;而国外的合同资源国和外国投资者的分成比例一般是4∶1。”显然，这么大的反差，说明了中国石油部和一些官员在与长期敌对中国的日本人“做着不可见人的勾当”。文章还以“事实”说明：“合同签订不到几十天，日本人已将其投资的7亿美元。连本带利赚回来了!”“魏宗国”据此预言，中国与日本的合作，将使中国在“15年的合同期内，损失100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