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普通中国士兵每月的薪水，一度买不到10斤大米。据年轻时参加过印缅抗战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回忆，纵然是待遇较优的中央军，境况也近乎“一半土匪、一半乞丐”。比如，一个排只能配备一条毛巾，一个人害眼病，第二天就会传染全排;每名士兵每月平均只能领四发子弹，每年只能领两套军装;因为没衣服可换洗，只要天气暖和一点，就在野外“树上晾衣，水里泡人”。
1944年10月，美国顾问魏德迈将军来华，惊讶地发现中国士兵普遍营养不良，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甚至连行军都感到困难。
而抗战期间的恶性通货膨胀——1944年的物价是1937年的500倍——彻底摧毁了本来就脆弱的中产阶级，并使赤贫像瘟疫般蔓延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加上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又接踵而来，国民党政府行政管治全面失控，全国经济陷于崩溃边缘，更莫谈现代军事工业的重整旗鼓了。
从明清以来五六百年的长时段看，恪守传统荣光的中国连续失去了海权时代、黑火药革命及陆上机动时代等历次重大军事变革机遇;从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以来的最近大约100年中，内忧外患的中国又几乎没有安下心来和平建设的任何空当。
其结果是，在20世纪中前期两场决定性的对外战争——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队，只能以农业时代的生产力对抗工业时代的生产力，不得不面对战场上的空前损失。诚然，这两场战争中国最后都不是输家，但付出代价之大，只能用“惨胜”来形容。
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例：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为止，中国志愿军士兵在朝鲜战场上构筑大小坑道总长1250多公里，挖堑壕和交通壕6250公里，总计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长;志愿军士兵还开挖了土石方6000万立方米，如以一立方米的体积纵向排列，可环绕地球一周半。数以百万计保家卫国的中国子弟兵们，就是凭借最原始的办法，对抗美国为首的高度机械化立体作战的“联合国军”兵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