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根据地长期处在被国民党军队、地方军阀、土匪、民团的包围和分割之中，陕甘和陕北的环境、经济有着很大差异，革命斗争方式也随着当地条件而不同。我说：陕北的群众好，经济条件好，群众开化，陕甘的人口少，经济文化落后，就给我扣上“特殊论”的帽子。他们认为革命是一直向上发展的。如果有人说有高潮、有低潮，那就是右倾。
肃反材料说，“刘志丹是白色军官，是地主成分，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说“高岗历史上有问题：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习仲勋是跟着人家胡跑”;“杨森、杨琪是土匪头子”等等。
在捕人之前，早就定有名单，刘、高和我都是名单里的。肃反的整个过程是逼供信，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
我被抓起来后，在审问我时，叫我说出反革命的活动实情，我说，“我的历史是清白的，你们可以去考查，有一点不清白都可以枪毙”。不承认就吊起来打，他们念口供说：“蔡子伟介绍你加入右派，你担任右派前委书记，后来你到陕北又交给刘志丹，你们最近还有活动，你现在还不承认?”我说这是反革命造谣。不承认，又吊起来再打，这样好几次，我还是没有讲。拷打几次之后，他们说：“你是最顽强的反革命，既然前方也捕，后方也捕，你不承认就不杀你了?”
在把我打昏几次后，我大哭说：“你们把我杀了就算了!我死没问题，26军创建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的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可怜26军，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你们不要把26军的干部都冤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