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8万主力红军都待不住了，却要求兵力不过数千的先遣队深入国民党统治的闽浙赣皖腹地，最大限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脱离实际的臆想。二是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南方数省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先遣队面临极端不利的态势，亟须由正规战转向游击战、正规军转向游击队。而中央却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长于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大兵团，要求集中一起打运动战。1973年12月，朱德在评价这次整编时也曾指出：“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三是高度集中指挥使先遣队行动陷入被动。当时，先遣队的全部战略行动甚至战术行动，都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指挥。这种绝对集中的指挥，自然剥夺了先遣队军事首长对战役指挥的机动权和自主权，也严重限制了战场指挥员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
“左”倾的干部政策也“严重地损害了军团的领导”。组建红十军团时，受“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的打击，也是无视红七军团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经验。寻淮洲“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不幸牺牲“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左”倾错误的干部政策，让方志敏、寻淮洲、刘畴西等红军将士付出了血的代价。
血战后的纪念
1938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和新四军军部命令，在浙江南部领导3年游击战争的粟裕，率领由挺进师各游击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再次北上，到达歙县岩寺(今属黄山市徽州区)。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被任命为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