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曹魏政权是东汉政权“禅让”的结果，它比较稳定，也有相应的史官及制度。更重要的是，《魏略》与《九州春秋》成书前，同其他史书一样，都有个史料收集的过程。隆中的文化圈子中，石韬、徐庶、孟公威等都在曹操、曹丕处做官，他们的回忆录或谈话，必然存在于当时，因此才能将诸葛亮自己投奔的过程说得绘声绘色，以致微小细节都不遗漏。然而，那三人毕竟只是局外人，他们的叙述大多也是听说而来的。
第三，刘备不高看诸葛亮而自结牛尾，同《襄阳记》又发生矛盾。以此书记述，刘备访问荆襄名士司马徽（即水镜先生）时，司马徽曾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当刘备询问是谁时，他回答说：“诸葛孔明，庞士元也。”以此观之，诸葛亮找上门投靠刘备就难成立。然而《襄阳记》拥刘的政治倾向过于明显，作可信史料尚得谨慎。
综合上述三点，在难以断定的情况下，不如像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那样，将胸怀放广阔一些，让两个都有依据的史料共存一炉，别作武断式砍伐。
如果是三顾茅庐，那么，它就是诸葛亮与徐庶合演的双簧，但诸葛亮不肯“廉价出售”，须抬高身份以便于才尽其用。徐庶投奔刘备后，得到刘备的器重，进而推荐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这当然是得到诸葛亮同意之后才推荐的。如果诸葛亮不愿意出山或者未选中刘备，作为好友的徐庶，断不能造次。在徐庶他们的文化圈子中，还有庞士元、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何以独独推荐诸葛亮而不推荐其他人？当然是他们当时不肯投奔刘备的缘故。刘备说：“君与俱来。”徐庶答道：“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徐庶投奔刘备，客观上是在为诸葛亮投石问路。既然诸葛亮已经选中了刘备，当然要同徐庶谈及相见的形式，只有诸葛亮不肯沿街叫卖时，徐庶才能传递出“可就见，不可屈致”的信息。显然，这是在抬高价码。“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当诸葛亮决定投靠刘备时，其心情是迫不及待的，并作了充分的应对准备，而前两次的未曾出来相见，就有了矫揉造作的嫌疑，显然是在抬高价码。然而他又谨遵了“事不过三”的古训，所以在刘备第三次相顾时揭开门帘子走了出来。刘备是否看出了双簧的把戏，我们已无法得知。但是，刘备获得了礼贤下士的美名。刚一见面，诸葛亮就和盘托出了惊世骇俗的《隆中对》，他把天下形势剖析得那样透彻，把刘备的因应策略和将来的发展宏图都作了精当的规划。这当然不是即兴之谈，而是作了充分准备的结果。诸葛亮要取得刘备的充分信任，就必须一炮打响，让买家知道物有所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