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原论始，袁绍的军事失败，显然是权术的作用目标出错了，人事上出了问题。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性格、喜好、弱点、工作作风等都不尽相同，区别是天上地下的。因而从组织运作的观点来看，作为领导人在权术的设计使用过程中，应当考虑到每个作用目标的特征和特点，采取合适的沟通方式加以团结捆绑，才能使团队运作不至于失灵。曹操的头号智囊郭嘉说袁绍“外宽内忌、多谋少决”、“听谗惑乱、是非混淆”。可谓一针见血。
拿曹操与袁绍在沟通方式上做个比较。
曹操会将一个议题透过众议的方式让大家相互讨论辩解、分享智慧，以便得到最周详的思考。也就是能沉住气、静下心、深藏于心，反复掂量与权衡。此外，曹操颇有容人的雅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容纳“刚而犯上”的人才。所以，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满宠、刘晔、吕虔、毛玠等人，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从无相互谗害。
袁绍的沟通模式是随机性的个别征询，而不是众议。在这种模式的暗示下，部属只会个别向他反映意见，类似于打小报告，使得部属之间少有坦诚的横向沟通。而袁绍本人既是个“有选择的倾听者”(只听他喜欢听的)，又是个容易混淆是非，用一时结果来加罪于人的冲动型领导。
这种权术风格和沟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后果非常坏。使得部属产生了“我只向老板负责”、“只要老板满意就行，别人无所谓”的意识和心理契约。
久而久之，由于资源的排挤效应，大家都要想办法逢迎老板，以便得到赏识和信用的机会。当意见被采纳，就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意见(而非团体的决策)成功，或谎报成功。万一失败，就想法子嫁祸于人。如果老板采纳了别人的意见，便千方百计暗中阻挠，等着看别人出洋相。如此陈陈相因、恶性循环，自然形成了袁氏虚矫不实的政治生态，以至败局无可挽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