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确定该书真伪，程有庆立刻给曾在中华书局工作多年的父亲打电话，通过查阅《永乐大典》史话，发现这册的确空缺。又经查证发现，国家图书馆恰好存有的两册“湖”字单册正是这册孤本的前、后两册。直到这时，他才敢确认，又一册《永乐大典》被发现。“正好补齐，前后相连，巧了。”程有庆激动地说。
当施安昌与袁女士用难懂的上海话谈论此书的由来和去向时，程有庆清晰地听到袁女士“要出手的”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如果您要出手，我们馆可以考虑。”程有庆立刻接下话茬。这是该册孤本能得以回归祖国怀抱非常关键的表态，也正如国图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所说：“古籍馆人手捧文献的珍爱之情自然流露，在收放文献中与生俱来的爱护和珍视，是很多藏家愿意将自己的珍藏转让或捐赠给国图的重要原因。”
永乐大典历经曲折最终入藏国图
“这册孤本自发现到最终被国图收藏，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程有庆说。据了解，在发现并认定这册孤本后，他们一行四人，以杨成凯主笔，立刻起草书面材料，并由时任国图古籍馆善本特藏部主任的张志清(现为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上报给国家文物局。之后，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专家又先后进行了4次较大规模鉴定，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也参与了该册鉴定、入藏过程。无论如何鉴定，结果始终一致：认定其为明嘉靖年间所抄《永乐大典》的零本。
该册《永乐大典》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更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湖”字分册连缀了尚存的上下两个“湖”字分册。“让我们看清楚了《永乐大典》选材、引书、编排的诸多特点，相关文献资料也得以更为完善。”傅熹年说。而与以往民间寻访得来的孤本相比，其品相完好、字迹清晰，更实属难得。
“一次次的鉴定可以理解，因为《永乐大典》是国宝，各个环节都要慎重进行，但拖了这么多年才入藏国图，其实另有原因。”程有庆透露，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双方曾有过多次协商，最终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与国家图书馆一道，通过实施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项目，运用项目专款才将这册古籍回归国家所有，但直到2013年10月，它才最终得以正式入藏国家图书馆。至此，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全部藏书达到222册，而目前全球范围内共存《永乐大典》仅400余册，尚不足全书的4%。
攻破藏家心理防线的绝佳武器
傅熹年曾指出，《永乐大典》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承载的是明初所能见到的宋元以前中华精神家园的全貌，是中华文化遗产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人的自信、勇气和魄力。面对正本下落不明、副本散落流失严重的现状，对《永乐大典》的民间寻访工作仍需继续深入。而今，《永乐大典》每一册的发现，都可以被列入年度国家重要文物新发现之列。
据国家图书馆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年古籍馆的采访经费在30万元至50万元，这对于像《永乐大典》一样具有重大价值的特殊藏品来说，无疑连一件也“买不起”。“这令我们时常会感到尴尬。”有过类似经历的古籍馆舆图组组长白鸿叶告诉编者，她曾因几次在拍卖会上与“看中”的珍贵古籍擦肩而过而深感遗憾。现在人们看到的9个展厅中800多件展品是在经费并不十分充裕的情况下，通过海外送还、政府拨交、藏家捐赠、员工访求等各种途径获得的。“有时我们真得靠个人的社会关系不停地去争取，因为心中认定国家才是珍贵古籍最好的归宿，这也是我们攻破藏家心理防线的绝佳武器。”白鸿叶幽默地说。
在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际宁看来，专款专用、专项通道是古籍“特殊品”得以回归国家的重要保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一年一拨的日常采访经费并不足以应对这些“特殊品”的入藏，以往遇到特殊情况都是通过文化部向财政部申请专款，如1960年周恩来总理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如今，国家在这一方面更需要设立一些更为便捷的途径，以便珍贵古籍更加顺利地回归祖国。”李际宁建议。
永乐大典是在哪里编成的
永乐大典是在哪里编成的?《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永乐年间，由翰林院大学士解缙担任总纂修，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全书共22937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大英百科全书》将其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明永乐年间纂修的《永乐大典》正本至今仍下落不明，嘉靖年间所抄录的副本也屡遭厄运，经历被盗、焚烧和劫掠之后几乎全部散失。目前全球范围内仅存400余册零本，尚不足全书的4%，分别被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机构收藏。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现馆藏《永乐大典》222册(含现存台湾的60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