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几组匈奴人种材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在外贝加尔和蒙古地区发现的匈奴人骨可归属于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所谓春秋战国时期的匈奴人骨虽带有北亚人种的因素，但主要是以接近东亚人种的形态特征占优势;青海大通发现的东汉时期南匈奴贵族人骨表现出与北亚蒙古人种有较密切的关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桃红巴拉和毛庆沟墓葬的族属是否为匈奴?我们曾在有关文章中对以桃红巴拉为代表的一批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的可信程度提出质疑，并认为由于北狄与匈奴实非一族，而至战国晚期之前，在鄂尔多斯一带活动的民族主要是北狄，并末纳入匈奴的势力范围，因此这批墓葬的族属应是北狄。田广金先生在后来出版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书中，已对自己过去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作了修正。
由此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先于匈奴民族几百年，从“原草原居民”中发展起来而活动于北方地区的北狄民族，通过与华北地区华夏民族的接触，不但在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在人种上也发生了变化，逐渐更接近于东亚类型。
(2)于公元前三世纪兴起的匈奴民族，其人种应归属于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后在其民族大发展和大融合阶段，又杂入了东亚类型、欧罗巴人种等成分，但在程度上，这种东亚类型成分也比北狄民族的东亚类型成分所占比例少得多。这可能是由于强大的秦汉政权与匈奴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敌对性和地理区域上的隔离性所造成的。
匈奴人种的归属还说明，在匈奴民族兴起之前，与中原华夏民族打过交道的鬼方，猃狁和北狄绝非匈奴或先匈奴，否则上千年的交往混居，恐怕难以保持匈奴原生血统的“纯洁性”，从而应在后来的匈奴民族人种成分上，表现出更多的东亚类型体质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已从青海大通县东汉时期南匈奴贵族人骨仍以古西伯利亚类型成分为主这一事实中得到了印证。
匈奴民族与夏、羌等民族同一族源辩难
在匈奴族源诸说中，匈奴与夏同族之说历史最为悠久。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一开始便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谆维。”以后历代，倾向此说者不乏其人。
内蒙古考古所的陆思贤先生，在《“撑犁孤涂单于”词义反映的“挛鞮氏”族源》一文中论证和发展了这一观点。其论据主要是：匈奴统治集团的主体民族奉祀的原始图腾是龙;顾颉刚先生认为黄帝、禹、烛龙、鼓、垣娥等神话均属于昆仑系，出于羌戎，匈奴统治者挛鞮氏对于天与龙的信仰又如此相似，那么也应源出羌戎;夏民族与匈奴民族的立国星象同为“昂星团”，说明夏民族在远古也是匈奴的一个支系，或同出于羌戎族;夏民族与匈奴族所崇拜的图腾神都是龙，族源相同也无可非议。
对陆先生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试提几个问题如下，以期引起讨论
(1)匈奴与夏在人种类型上的比较
前面我已介绍了匈奴民族的人种类型，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夏民族的人种类型的归属。
由于相当于夏代的河南龙山文心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人骨材料采集缺乏，夏民族人种类型还不能明确定性。但韩康信、潘其风二位先生在经过分析比较之后，得出以下结论：“大约在公元前第五--四千年，生活在黄河中游的具有中颅型、高颅、中等面宽和面高、中等偏低的眶裂，较宽的鼻型、比较扁平的面和上齿突颔、中等身高等特征占优势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可能与传说中的华夏集团有关。”这就说明，夏民族的人种类型至少不能归于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也就是说，从人种学的角度，排除了夏民族与匈奴民族同一族源的可能性。
(2)匈奴民族与夏、羌在语言上的异同
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形成民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研究各种人们共同体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时，语言是最显着的民族学标志。
关于匈奴民族的语言问题。目前研究匈奴语言的学者一致认为匈奴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一个语族，但究竞该语系中的蒙古语种抑或突厥语族，则尚有争议。留传至今的匈奴语并不多。《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说：呼衍氏等大姓，“主断狱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现存的匈奴语汇是由西汉时人用汉语音译保存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