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匈奴此时南下的原因，估计与当时东亚地区气候上总的变化趋势有关。“从气候的变迁来说，根据孢粉分析以C14年代的测定，我国的广大地区，在五、六千年以前曾具有一种温暖湿润的气候;根据大量考古学资料和历史资料的分析，从三千年前开始出现了气温的下降趋势，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现代，而其间又穿插着若干次以世纪为期的气温回升和复降。”大致在二千到二千五百年前，我国温暖气候开始转向寒冷。五、六千年的湿润气候，之后所出现的变化阶段在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和长江以南都有证据。尽管它们发生的时间未必完全一致，但是，一个非常干燥阶段的存在则是可以肯定的。”[24] 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寒冷时期，其最低温度大体在公元前一千年、公元四百年、一千二百年和一千七百年。这时年平均温度耍降低一到二摄氏度，即等温线要向南推移二百到三百公里，即从长城一线推到黄河以北。这一趋势是从东向西发展。另外，四至六世纪和十一至十三世纪也正是亚洲的干燥期。这些自然条件的变化，正好同中国古代历史上几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与西迁，即公元前一千年左右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公元四百年的“五胡十六国”，公元一千二百年左右的契丹、女真和蒙古，公元一千七百年左右的清入关--相吻合。这一现象似乎不能当成纯属巧合。
另外，北方草原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游牧经济的特点，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北方草原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匈奴游牧经济的单一性，手工业和农业虽已产生，但所占比重甚小。第二，游牧经济决定其生活的流动性。游牧民的迁移，在一般情况下是有比较固定的路线，在传统范围内往复进行的，但是这种相对固定性很容易由于天灾或其他地区游牧民的干扰而受到破坏，从而迫使他们做出超乎寻常的大规模与远距离的迁徙。第三，是游牧经济的脆弱性，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一遇风灾大雪，严寒旱疫，牲畜便大量死亡，使牧民的生活和再生产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例如《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曾记载了公元前104年冬，前89年，前71年冬，前68年及公元46年前后，匈奴地区发生的这类情况。这种经济上的不稳定性，便导致了匈奴的政权和武功忽强怱弱，骤兴骤衰。经济上的单一性决定了对外交换的需要;生活上的流动性使之容易突破自然经济的隔绝状态;而经济上特殊的脆弱性更增强了与外界进行交换的迫切程度。当时，蒙古草原的东、西、北三面所分布的都是经济类型相似的民族，无法满足这种需要，而南面中原的农业地区则是唯一的交换市场。再加上农区和牧区之间没有巨大的自然屏障，而且还有像河套这样宜农宜牧的过渡地带，可以充当农、牧民族进行交流的桥梁。 这种自然上的经济上的诸多因素集合成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北方游牧民族千百年来不断反复的“南向运动”。“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关系，有时还表现为军事冲突。
约到了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匈奴民族初步形成。匈奴历史上第一个单于头曼，建王庭于漠南阴山之北的头曼城。其势力突破了长城，占领河套以南地区。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蒙恬收复了“河南地”，头曼单于不胜秦，北徙。公元前209年，中原各地起兵反秦，“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西汉元帝时，“习边事”的郎中侯应说：“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干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也。”可知冒顿单于原来也居于阴山之中。之后，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北方诸族，以国家形式独立于北方草原地区，并将其单于庭由漠南阴山之北迁至漠北。
简言之，匈奴的祖源来自漠北;民族形成的发祥地在阴山一带;民族大发展时期的重心又回到漠北。
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应具有阶段性和多样性，不同的民族也应有不同的历史和道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就因为他本身具有不同于其它民族的许多特征，具有可识别性;就其个别特征来看，或许是若干民族所共有的，但就某个民族的全貌来说，它又是仅为这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匈奴族源作为一个历史上的难题，难就难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缺环甚多，无法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找到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的钥匙，复原匈奴历史的本来面貌，仅仅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上做文章就不够了。我们应当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姓氏学、宗教符号学、自然科学方法和手段，以及包括想象力在内的逻辑推理，对匈奴历史进行综合性研究，以求逐步作出符合历史逻辑性的具有最大可信程度的结论。匈奴是一个“死亡”了的民族，其历史面貌扑朔迷离、迷团如麻，但正因为如此，才更耐人寻味。我们希望经过学术界的不懈探索，匈奴最终能够以真实的历史面貌在学者们的笔端“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