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理清事实的基础上，对战时妇女团体的各类活动进行思考和客观公正的评价。作者肯定了昭和初期日本民间妇女团体的进步作用，但也指出：在战争到来之际，民间妇女团体的妇女运动领导人把进入政府部门、参与制定国家方针政策看作是妇女解放、提高妇女政治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加入政府公职开始，妇女运动领导人从体制的对立面，站到了体制内部。她们所领导的妇女团体和妇女运动也在体制中蜕变、变质，不但丧失了原先的锋芒和锐气，最后竟然与侵略者当局沆瀣一气，成为体制最得力的支持者和坚实的后盾。因此，妇女运动领导人以及民间妇女团体的“转向”是对近代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目标的背叛。
战争期间成立的以国防妇人会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妇女团体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持久而得以发展壮大，妇女们开展了包括慰劳官兵、资源回收、爱国储蓄、生活更新、女子挺身、家庭报国等“后方奉献”活动。普通妇女在战时官方妇女团体的组织和领导下，身不由己被卷入战时体制，最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欺压、杀戮弱小民族兄弟姐妹的帮凶。
作者在大量史实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日本妇女和妇女团体参与战争体制既有被动的一面，也有主动的一面；她们既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又是侵略战争的加害者；日本妇女和妇女团体虽然不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决策势力，但对侵略战争的肆虐也负有应予反省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