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司马迁，人们首先会想到有关他的两件事，一是他撰有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一是他受过宫刑。可以这么说，由于司马迁的名气，在宫刑的人物史上，司马迁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也就与宫刑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他生前把宫刑当作奇耻大辱。司马迁与宫刑的关系，也是历代史家和学者研究司马迁时避不开的一个话题。究竟宫刑给司马迁和《史记》带来怎样的影响，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较普遍的观点是，司马迁因李陵之祸惨遭宫刑是他个人生活的悲剧，却是《史记》增色的新起点。天汉三年(前98)，正当司马迁埋头著述《史记》的工作进入高潮，“草创未就”之时，突然飞来横祸，受李陵案的株连被下狱受腐刑。司马迁身受腐刑，人处逆境，体味三重，对封建专制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与权势浮沉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从“以求亲媚于主上”的立场转而“发奋著书”，对国事世事从此冷漠不再关心。他因“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抒愤寄托，强烈地表达他的是非观点和爱恨感情，从而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就是这种“较普遍观点”的推理逻辑，它的潜在话语是宫刑成就了司马迁，司马迁因宫刑而使《史记》的思想性与文学性更上一层楼。这种逻辑的极端发展是，明代的部分史家甚至认为要成功先自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