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若是这样轻易死去，不能留功名与后世，“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况且又怎能对得其父亲的临终嘱托?这种痛不欲生的心境，这种矛盾交织的状态，严重影响了司马迁的创作思考和写作进程，以至于到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史记》仍未最后定稿。父子两代人就《史记》写了几十年仍未完成，一方面说明他对史家职责的认真，但也不能不说明司马迁因宫刑在创作上受到了巨大干扰。由此看来，宫刑实际上对司马迁进行《史记》的创作起到了反面的作用，而不像那些论者仅从结果来看显得那么积极。
如果说宫刑之于司马迁真有帮助的话，那就是使他思想上更深刻，在对封建专制的批判上更强烈、更少顾忌，所以有人说《史记》是一部“谤书”。但是这种作用也不能夸大，不应把《史记》的思想性过多地归结于司马迁的受刑，这实际上是对司马迁的贬低。司马迁之所以有这么伟大的成就，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其父司马谈有意的培养，二十壮游开阔了视野，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临终遗言的鞭策，当上太史令之后能够“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的便利条件，强烈的史官与功名意识，深思好学、忍辱负重的个人素质等。过高地提升哪一个因素的作用，都是不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