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江山社稷，才值得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明末，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随之而痛哭失声者，悲愤莫名者，仓惶出逃者，以死殉国者无数，偌大的京城一幅末日景象。其中那些惨绝人寰的死节场面，令人不忍卒读。
朱由检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不大被责备的亡国之君，甚至连李自成、顺治都为他讲好话。虽然他性格上的缺陷，诸如猜忌怀疑、刻薄寡恩；他政策上的失误，诸如措置失当、用人多变等，加速了明亡的步伐，但万历年后注定亡国的命运，不是他所能改变。崇祯上吊煤山，着实震撼了中国人。所以，“吾君之痛”成为全体中国人之痛，这也是明末殉难者前赴后继的缘故。
宋末同样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壮烈的殉难场面。公元1279年3月14日，先败于辽，后败于金，再败于元，前后坚持了三百余年的大宋王朝终于到了覆灭的一天，亦是南宋末代皇帝赵昺的最后一天。今日读明人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的“二王之立”末段，尽管时隔730多年，犹能感受到帝国末日那“日暮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的情景；感受到敌酋压境，大海茫茫，命悬一发，生死绝杀的恐怖气氛。其时，元将张弘范兵分四路，包围住已逃亡到海上的南宋朝廷以及十数万军民。崖山之役后，与这个小皇帝共同赴难的殉国者达10万人之多。“（张）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军中，旋谋遁去。（陆）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从，秀夫因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夺港，乘昏雾溃去。余舟尚八百，尽为（张）弘范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这是何其骇人的场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最惨痛、最残酷、最血腥、最英烈的国殇。
次日，彤云密布，天色昏暝，海面上一片浮尸，随浪起伏，崖门外生者呐喊，魂兮归来。“元卒有求物尸间者，遇一尸，小而衣黄衣，负诏书之宝，取宝以献弘范。弘范亟往求之，已不获矣，遂以帝崩报，年九岁。杨太后闻之，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遂赴海死。飓风大作，将士劝世杰登岸，世杰曰：‘无以为也。’登舵楼，露香祝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风涛愈甚，世杰堕水溺死。”
史臣陈邦瞻曰：“区区奉二主为海上之谋，固无救于亡，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虽然宋朝已是昨天的历史，但宋朝的志士仁人，不会因国灭帝亡而终结其精神上的向往。同样，也不会因江山易主而转变其信仰的忠诚。或许，与异族文化格格不入的宋朝文人，更有其不变的主旨，坚守的信念，有明确的疆界和清浊的分野。虽经过岁月的淘洗，疼痛会消失，记忆会淡化，但这种对于中国人精神熬煎的民族灾难，却是铭刻在心，不会遗忘的。这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中国人的节烈观：帝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符号，只有国家、民族、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