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赵翼在《陔余丛考》一书的《六朝忠臣无殉节者》中考证，宋以前诸朝，做臣子的有点类似公司雇员，你是老板，我忠诚于你，你不是老板，我就不必忠诚于你。也有个别的效忠者至死不渝，忠诚于旧老板，但绝大多数对改朝换代不觉得有何不妥，向“新老板”表忠心，也都视作正常。“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赵翼的结论是：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称，南宋末年，为了抵抗南下的元军，从长江流域节节败退到南海之滨的大宋王朝，守土将士，郡县官吏，普通民众，其尽忠报国之心、不屈不挠之志、宁死不降之贞尤为强烈，他们一直战斗到这个王朝的最后一天。翻开南宋王朝最后几年的历史，字里行间渗透着鲜红的血，辛酸的泪。我们能够随意地谈到清末民初的梁济和王国维之死，不会有切肤之痛；然而，对于宋末元初的文天祥、谢枋得之殉难，却不能不怀着极大的崇敬之心肃然待之。自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侵略我国以后，中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精神上得以自强自尊的遗产，究竟还剩下多少？所以宋亡以后的这两位爱国志士，所表现出来的志节，也许是我们仅存不多的强心剂了。
文天祥（公元1236-1283年），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崖山破后，元将“张弘范等置酒大会，谓文天祥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可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赴燕。道经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犹生，乃复食。十月，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罗等召见于枢密院，天祥入长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礼，可赘跪乎！’孛罗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项，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室，以至于此，愿早求死！’”
“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王积翁欲令宋官谢昌言等十人请释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就这个卖国贼的这句话，文天祥被押至柴市受刑。“天祥临刑，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谢枋得（公元1226-1289年），号叠山，江西弋阳人。“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一二八八）夏四月，时程钜夫至江南访求人才，荐宋遗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既而留梦炎亦荐之。”这大概就是汉奸和具有汉奸倾向的文人所特有的一种强迫症了。这和有了汉奸，必有狗腿子，有了买办，必有假洋鬼子一样，卖国求荣者，恨不得国人都与他同流合污；崇洋媚外者，恨不得国人都与他一起摇尾乞怜。“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一二八九）夏四月，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离嘉兴即不食，二十余日不死，乃复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积数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问太后攒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疾甚，迁悯忠寺。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掷之于地。不食五日，死。”
对这两位爱国文人来讲，他们所爱的家园，早就沦为异域，然而，他们至死也不放弃这一份爱，不割舍这一份精神依托，甘愿为这个不存在的故国，为这个失去的家园，走向死亡而无怨无悔。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文人，他们的生命脐带系于这片大地，他们的血脉律动，与炎黄子孙同步。国之安危，民之存亡，无不与这些文人的生命史、创作史息息相关。他们之所以以身报国，慷慨赴死，如鲁迅先生的诗所写“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义无返顾，不惜牺牲生命，其实，这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感召之下，中国文人作出的必然选择。其优秀分子，其杰出人物，在家国多难之际，都会迸发出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