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马超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围成都，马超来投，随后刘璋开城出降，益州平定。
马超的到来似乎让远在荆州的关羽颇为不爽，史书如此记载他的反应：“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
接到关羽的来信，诸葛亮表现很得体。考虑到关羽为人“护前”，容不得别人强过自己，诸葛亮如此回答“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
得到回信，关羽相当高兴，“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此事充分展现了关羽的性格，过于自负、骄傲、目中无人。也展示了诸葛亮为人圆滑，看人下菜碟的一面。但这件逸事的价值并不仅仅如此而已。
成都顺利投降，马超功不可没，所以刘备随即予以嘉奖：“以超为平西将军，督临沮，因为前都亭侯。”不久就发生了关羽“问马超”之事。这二者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马超所督的“临沮”，在荆州南郡境内，属于关羽的辖区，日后关羽父子正是葬身于此。刘备既然已经拜关羽“董督”荆州之事，让他全权负责荆州事务，又在这个时候让马超去“督临沮”，刘备的意图是什么？关羽会不会高兴？自然是很引人深思的事情。
关羽给诸葛亮去信“问马超”的原文如何表述，已经不得而知，留存于世的只有陈寿对此信内容所作的一个总结：“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这是不是关羽信件原文所想要表达的本意，对此也应持保留和谨慎的态度。
最大的可能性是•.在“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这种看似“护前”的询问背后，关羽遮遮掩掩、半掩琵琶、云山雾罩，另有深意。这深意就是对刘备安插马超“督临沮”的不满，是委婉的牢骚，是强烈的抗议，是隐讳的试探。
很显然，诸葛亮也读出了关羽信里的情绪。
仔细咀嚼诸葛亮那封简短的回信，他将马超比做“黥、彭之徒”，并且说即便如此，马超等人仍然不及“髯之绝伦逸群也”，个中隐意也是很明显的。黥布、彭越是西汉初年风云一时的人物，他们助刘邦消灭项羽，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事后，二人均分茅裂土，受封为王。诸葛亮以马超比黥、彭，又强调关羽胜过马超，很可能是在暗示•.关羽在刘备集团里面的地位，超过了黥、彭之徒当年在刘邦集团里面的地位。
比分茅裂土受封为王的地位更高的，那就只能是人主，是君王了。
人主、君王的位置已经垫在刘备的屁股底下，关羽自然是没有希望了。诸葛亮信里的弦外之音无非是告诉关羽：主公从来都没有忘记你们当初共同创业的往事，没有忘记今天这番事业是你们共同打拼出来的成果，主公从来没有简单地将你当做下属看待。
作为刘备这条鱼的水，诸葛亮的话实际上就代表了刘备的意思。关羽的抗议和试探取得了预期的答复•.马超最终并没有去临沮上班。
傲黄忠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进位汉中王，大封功臣。武将方面，设前后左右4位名号将军。刘备亲自拟定人选：前将军关羽，后将军黄忠，左将军张飞，右将军马超。方案刚刚拟定，诸葛亮就道出了他对黄忠入选的担忧：
“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
刘备回答说：我自然有办法搞定。
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关羽又闹起了情绪，声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拒绝接受前将军的印绶。最后是使者费诗的说辞劝服了关羽：
“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主，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
“傲黄忠”这件事情，似乎又一次充分展现出了关羽性格中的骄傲和自负，但和“问马超”事件一样，这并非是事件的全部。
诸葛亮担忧关羽不服黄忠，恐怕只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定军山一役，黄忠力斩曹军的方面大将夏侯渊，震动宇内，足以令其无愧于后将军的名号。关羽所谓的“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恐怕也并非真的就认为黄忠没有荣升为后将军的资格。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刘备平定益州的时候，关羽就已经与黄忠名位相齐了，当时关羽的职位是荡寇将军，黄忠则是讨虏将军。荡寇讨虏，级别相等。关羽那个时候不发飙,却在此时跟黄忠争意气，跟刘备闹别扭，显然另有原因。
应该注意，在此次大封功臣之前，关羽的官职爵号并不显赫，这主要是因为刘备本人的官爵也只不过是个左将军而已。那个时候，刘备集团内的官爵极不规范，有些是刘备封的，替如黄忠；有些则沿袭了汉朝廷的封爵，譬如马超。所以官爵的大小尚不足以体现各自在集团内部的地位。
刘备自称汉中王，正式封拜元勋之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官爵统一分配之后规范化了，官爵的大小也开始直接体现出各自交椅的先后。之前关羽爵号虽不显赫，但无论是谁，都无法否认他在集团内部的次席地位，即使是诸葛亮也不能越过他。这可以从刘备留他镇守荆州这一点上得到印证。
刘备封拜前后左右四将军，是对关羽在集团内部次席地位的一种隐性打压。四将军中虽然以关羽为首，但其余三人在无形中上升到了和关羽相同的台阶。列朝站班虽仍有先后之分，却已消弭了上下之别。这才是关羽最不满的地方。这等于变相地降低了关羽的地位。
关羽那句“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的牢骚的真实意思，并非认为黄忠不够资格充任后将军，而是觉得自己应得的官衔不应当仅仅是一个前将军。前将军之上，从低到高还有卫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大将军等职。关羽所希望的，是刘备能够将自己和张、马、黄诸人完全区别开来，继续保持一个“次席”地位，而不仅仅是在同等级的班列中站在前排。
殊不知让关羽同张、马、黄三人同班同列，正是刘备煞费苦心的安排。今时不同往日，昔日四处流浪无家可归寄人篱下的日子已成了过眼云烟，如今摆在刘备面前的是一片蓬勃向上的大好基业。刘备为什么要称王？关羽恐怕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称王并不仅仅是因为“王”比什么将军啊州牧啊听起来更有气势，更加唬人，重要的是为了整顿集团内部秩序，在集团内部建立起稳固的君臣关系。不称王，刘备和集团内的官员们之间的关系就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幕僚的程度，幕僚们需要对寄主承担的道德义务要远小于臣属对人主承担的道德义务，譬如：幕僚们可以随时凭自己的喜好离开寄主别投他处，没有人指责这种行为是背叛，但臣属之间却不能这么做。称王则有国，有国则有君，有君则有臣。刘备称王正是为了在自己和幕僚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君臣关系。要建立这种关系，必然要求关羽走下他的“次席”地位。刘备将关羽归入前后左右将军之列，而不继续让他独树一帜，正是冀求通过这种隐蔽的手段，用柔术勘定出关羽在集团应处的新位置。
对刘备的这番苦心，诸葛亮表示了他的担忧。诸人之中，以黄忠声望最低，如果关羽要在这件事上闹别扭，肯定会从黄忠身上人手。诸葛亮最末来了一句：“得无不可乎?”意思是：非得这么干吗。诸葛亮的口气，似乎是在劝刘备向关羽妥协，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所以刘备也没有什么好气地回答他：“吾自当解之。”我自然有办法解决，不用你操这份闲心。
刘备解决的办法是派费诗为使者前往荆州。费诗的那番说辞大概是刘备授了意的，对关羽采取的是软硬兼施的手段。
软的一面，先是好言安慰。以萧何、曹参之于刘邦比喻关羽之于刘备，而将黄忠诸人喻为陈平、韩信。这种比较既是在宽慰关羽，勿以爵号论亲疏，同时也是在敲打关羽，注意学习萧、曹如何侍奉刘邦，注意君臣之道。随后又对关羽说“且王与君侯，譬如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意思是刘备和你关羽其实是不分彼此的，祸福与共的，地位平等的，刘备的基业就是你的基业，刘备的天下就是你的天下。在某种程度上，刘备仍然向关羽确认了两人存在的合伙关系。费诗对关羽的称呼也很值得注意：“君侯”。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享有的称呼。当年赵高如此称呼过李斯，李斯当时官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三国年间另一个享受过“君侯”称呼的人是曹彰，他是曹操的儿子，手里还掌握着一支大军，其能量足以改变整个曹魏集团的政治走向。非地位极其崇高和特殊者，不能享有“君侯”的称呼。
胡萝卜给完之后就是大棒。费诗的态度陡然转向强硬：“我不过是一个奉命而来的使者罢了，你拒绝受封，我回成都去就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你这样做的话，恐怕会日后反悔。”言辞之间，已经带有威胁的味道了。
关羽最终屈服，受封前将军，愿意和黄忠这个老兵同列。
但是，关羽的屈服也不是无条件的屈服。屈服的前提是刘备也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一他给了关羽“假节钺”的权力。
前后左右四将军中，张飞、马超都只是“假节”，没有“假节钺”的权力。黄忠这个后将军，连“假节”的权力都没有一这大概也是考虑到了关羽的抗议。诸人当中，只有关羽一人拥有“假节钺”的特权。“节钺”是皇帝派专人代替自己行使权力时的一种凭证。“节”代表皇帝的身份，持节的使臣代表着皇帝亲临，象征皇帝与国家，可行使相应的权力。武将“假节”的话，他在战时状态就不必左请示、右汇报，可以直接斩杀自己军中触犯军令的官兵。“钺”是斧钺，本是一种高等级刑具。“斧钺”专属君王，偶尔会暂借给人臣，称为“假节钺”。在君王的所有的授权方式之中，“假节钺”的规格是极髙的。拥有了“假节钺”的权力，不但可以随意斩杀触犯军令的官兵，更可以代替君主出征，并拥有斩杀节将的权力。
无疑，“假节钺”的崇高地位部分地满足了关羽区别于张、马、黄诸人的愿望。
至此，一个常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纠正：关羽在没有征得成都方面同意的前提下，擅自发动了襄樊之战。据此指责关羽无组织无纪律，并进而推测他日后可能成为蜀汉集团的一大隐患，是极失公允的。既然刘备给了他“假节钺”的特权，对外发动战争本就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不存在擅自出军的问题。
只是，假如刘备当日没有迁就关羽，没有给他“假节钺”的特权，历史会不会改写呢？襄樊之战还会不会有？如果没有襄樊之战，那荆州覆败还会不会有？
拒孙权
史书记载，关羽镇守荆州期间，孙权曾“遣使为子索羽女”，欲与关羽联姻，结成儿女亲家，但是关羽粗暴地拒绝了，非但如此，还“辱骂其使”，侮辱孙权。这使孙权极为愤怒。
拒婚孙权这件事一直被当做关羽最后咎由自取的一条重要理由。联吴抗魏是蜀汉的一项基本国策，是诸葛亮早在〈條中对》时就提出来的，关羽不但不认真地执行，反而刻意破坏。他的破坏行为成了孙权下定决心袭取荆州的重要诱因。
显然，这是对关羽的又一次误解。联吴抗魏的外交政策正式稳固下来，并成为蜀汉集团的一项基本国策，其实是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期间的结果。虽然早在〈條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这一观点，但刘备在世期间并没有认真地去实践过它。非但如此，在此期间，孙刘两家还摩擦不断，建安二十年（215年）双方甚至发生了争夺南三郡（长沙、零陵、桂阳）的武装冲突。关羽拒婚实在算不上破坏孙刘联盟，因为孙刘联盟当时并未真正确立起来。
应该说，关羽拒婚非但不是昏庸之举，相反正是其明智之处。孙权如果想改善与刘备集团的关系，那么他就应该去找刘备联姻，把孙夫人给刘备送回去，而不是去找关羽。“人臣无外交”，关羽镇守一方，正处在瓜田李下的嫌疑之地，吗事不做人家都会怀疑你搞独立王国，何况是越过集团领袖去和别的实力集团联姻。为防止刘备疑忌自己，关羽理应拒绝这次联姻。更何况刘备在处理与江东集团的关系时总是时阴时阳，阴晴不定，没个准数，即使刘备不疑忌自己，这种联姻也是不恰当的。
不能排除这次联姻是孙权的阴谋。这种阴谋孙权以前就使过，他给刘备送去了孙夫人这个浑身是刺的大头佛。倘使关羽同意联姻，对孙权而言至少有两个好处：（1)可以离间关羽和刘备之间的关系，破坏他们之间的信任；（2)夺取荆州始终被江东集团视为自保立足的必要条件，联姻可以麻痹关羽，为夺取荆州创造机会。关羽不同意，孙权也没有任何损失，还可以将制造隙端的责任推给关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