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四月初八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召开会议，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康梁发动“公车上书”真实情况到底为何，是确如康梁所说，还是康梁事后编造以抬高自己的神话?
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因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派李鸿章赴 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四月初八日((5月2日)康有为(1858-1927)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召开会 议，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指出抛弃台湾将失全国民心，割地将招亡国大祸，力主拒绝和议，明定对策。提出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 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辜;(4)变法成天下之治。
公车上书
而且，认为前三项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权宜应敌之谋，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还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三项变法建议。又建议裁减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及改革官制，于每十万户中举一名有才能之“士”为“议郎”，供皇帝咨 询，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皆令开会讨论，全体“议郎”每年更换一次。这次上书冲破了清政府的“士人干政”禁令，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 政治纲领。上书虽然被都察院拒绝，未能上达，但却在全国广泛流传。这次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维新运动。
就“公车上书”的功能和意义而言，一些学者把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它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现代觉醒。在“公车上书”前二三十年间，中 国也陆续出现过几个维新思想家，但均未能形成社会思潮和产生社会效应。而“公车上书”，虽未上达，却在民间抄誊广泛流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连康有为 本人也深有所感的说：“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群不可。”合群意识可谓当时知识阶层的新观念，也是知识分子现代觉醒的标志之一。(2)“公车上书”是维新 派进行维新活动的开端。这一年年底，康有为成进士后，清廷授以工部主事，但未到署，他弃官职与同仁们相约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并出版了《中外纪闻》，遍 送士大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不少大臣如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等均对该报捐款赞助，他们在思想上一度倾向于维新派。(3)它对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康有为在1895年前后，共计七次上清帝书，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及时全数上达。只有1895年5月的《上清帝第三书》递到了光绪手里(此书内容与“公车上书”雷同)。光绪帝阅后非常重视，命令将此书誊抄，分送慈禧太 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维新派要进行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活动，只能寄希望于皇帝下诏令来推行。而皇帝要“明定国是”下诏变法，也只得将这批涌现的新生力量 (维新派)充当自己的近臣和助手。可以见得，戊戌变法是通过光绪帝与维新派结成精神上的同盟来进行的。“百日维新”的失败只能表明光绪帝未能通过变法途径 来掌握实权，使清政府走维新之路。而不能因此否定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的思想指导作用。
